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褚遂良借李世民生病一事，上了一道奏章，诬告刘洎大逆不道，心怀异志。
在奏章中，褚遂良白纸黑字，言之凿凿地写道“（刘）洎云：‘国家之事不足虑，正当傅少主（李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异志者诛之，自然定矣。”
这个指控非常严重，将引发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
大臣行伊、霍故事，那就是要监国，要将新主控制掌握，甚至有可能改朝换代，这种指控已经是必欲置刘洎于死地了。
刘洎当时在定州是太子的首辅，具备这种资格和条件，重要的是，在李世民上次离开定州托付他辅佐李治时，刘洎曾经对李世民明确说过。
“愿陛下无忧，大臣有愆失者，臣谨行即诛。”
但是，这两者的语境、语意、语气却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刘洎所言，是一心为国，敢于替主分忧，而褚遂良的指控，却是在李世民未死之时，就规划未来之事，同于谋反。
褚遂良上这道奏章，也是其来有自，并不是因为刘洎以前所发的议论。
而是在李世民得病之后，李世民曾经专门召见刘洎和马周，这两个人都是留在定州辅佐太子李治的宰臣，显然，褚遂良并没有参与此次会议。
但他等刘洎、马周出来之后，赶紧打听李世民的病情。
刘洎是个直性子，他心怀忧虑，眼泪滚滚地说：“圣体患痈，极可忧惧。”
显然，以李世民的高龄，加上长期车马辛劳，又失利而归，或者真有无法回归长安的可能。
这导致了一个人开始布局。
他就是长孙无忌。
太子李治开始入奉李世民，他甚至以太子之尊，亲自为李世民吸食脓疮，以李治本人的性情，和所做所为而言，这大概是受到长孙无忌的指使。
长孙无忌最大的布局，就是开始清除异己，他首先将矛头对准了刘洎。
作为太子李治在定州的首辅，又被病重的李世民单独召见，甚至不排除其奉了密诏，这对拥立李治为太子的长孙无忌而言，已成了心腹之患。
况且，他也必须名正言顺地居于李治一朝第一人的位置。
可以预见，对刘洎的指控出自长孙无忌，是他直接授意或指使了褚遂良的这道奏章。
李世民精于政治，洞达人心，对于褚遂良背后的势力，他心中一片通透。
刘洎遭到无妄之灾，被无中生有地指控谋反，心中大为不服。
他拉来了马周，以证明自己的清白。
李世民亲自询问了马周，这是他慧眼识人，一手将马周从常何的门客，从最底层的寒微之士，提拔到宰辅之臣，可谓对马周恩重如山。
李世民当然信得过马周。
马周也确实顶住了压力，他实话实说，也认证了刘洎并没有说更出格的话，更不要说具备谋反之心。
但褚遂良已经上路，绝不可能回头，他坚决坚定地坚持刘洎确实有大逆不道的言论和行为。
事情似乎变得扑朔迷离。
这件事情的处理结果，并不美妙，让人产生了无限遐想。
李世民下诏“（刘）洎与人窃议，窥窬万一，谋执朝衡，自处伊、霍，猜忌大臣，皆欲夷戮。宜赐自尽，免其妻子。”
在临终之时，性情刚直的刘洎请求给他纸和笔，想给李世民写一封临别之书，也被监刑的官员，无情拒绝。
可见政治场上，本无对错，只剩冷冰的利益取舍。
一入公门深似海，从此再无少年人。
刘洎事件，是一个是非常明显的信号和转折，也是后贞观时代的正式开始，意味着李治已成为雷打不动的太子，而长孙无忌即将权倾天下，在政治上成长为一个可怕的巨人。
李世民心知肚明地为新朝，为他的儿子李治拔刺开路，也为大唐王朝的国祚延续殚精竭虑。
可怜天下父母心，也难为了那个坐在皇帝之位上的独夫和寡人，即使已经忘情，或者在某个夜深人静时分，也依然会想起那些可能的点点遗憾吧。
但历史的车轮，总要前行。
李世民不想将高句丽之祸遗留到李治手上，虽然攻灭高句丽，是李治的宿命。
李世民不是一个莽夫，他和隋炀帝杨广不同。
杨广虽然贵为大隋的天子，但在征伐高句丽一事上，更多的只是一种不服输，盲干莽干蠢干的不理智行为，他历次的征伐，在战略和战术之上，并没做更多的改进。
杨广一味贪大求全，想以绝对人数的优势，压服高句丽。
但李世民成长于马背之上，一生之中，经历无数次惊心动魄，生死一瞬的大战，对于兵凶战危，早就有着超乎常人的理解和判断。
在辽东和高句丽的交手，让李世民对高句丽这个民族刮目相看。
要想彻底征服高句丽，并不容易，并且需要彻底改变战法。
李世民根据高句丽的弱点，准备从两方面着手。
此次征伐，受阻于辽东的山城体系，对于这种自给自足，各自为战，全民皆兵，依靠天时地利，坚壁清野的战法，要想取胜，虽然困难，但并非全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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