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常委，您既然负责了经济领域多年，应该记得，1978年的时候，我们国家派了一批人，确切地说，是一个政府经济代表团，到西欧诸多国家进行了考察。考察之后，他们认为，中国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比，大大落后了，认为国家以及政府对于经济运作的处理手段和理论，已经不是以苏联的政治经济学为代表的老概念了。”
“张常委，我可以相信，那个代表团的成员们，在西欧看到的都是真实的，他们也没有必要说谎；但我也可以负责任地说，他们从现象总结出的结论，是错误的。”
“错误？”
张世德的目光明显起了波动，甚至于说话时，嘴唇也有些抖。
“事实上，从新中国建国到1978年，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扩大，相反，是大大地缩小了！当时的代表团，是用线性的思路看问题；可文明的发展，从来都不是线性的，而更接近于指数的模型。用简单的数字来比喻：1949年的时候，我们的国力是1，发达国家是100，将近30年后，我们发展到了100，发达国家发展到了1000——线性的差距从当初的99扩大到了900，但我们的发展速度，是人家的10倍——差距，究竟是缩小了，还是扩大了？人类文明，从人猿相揖别到旧石器时代，花了多少年？从蒸汽时代到电气时代，又花了多少年？这能用线性的思路去看待吗？”
“而且，我们新中国，讲求的是独立自主的发展，我们左右不了别人会不会来掐我们的脖子，但我们绝不会主动把脖子伸进别人抓着的绞索里去。哪怕是法国，在五月风暴之后也放弃了金融主权，向美国投降了。而我们却始终是独立自主的，这自然在别人眼里面目可憎，一开始，美国觉得我们讨厌，后来，苏联也觉得我们讨厌。全方位的封堵，是坚持独立自主的代价，可如果不这么坚持，中国的生死存亡，就将不在我们自己手中。我们，是自己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不是常凯申那样的买办。”
“所以，看待发展的问题，独立自主的我们，不能仅仅是简单地和某一个国家进行比较，也应该和一个事实上的经济圈比较。而今的地球上大的经济圈，说白了就两个，关贸总协定和经互会，虽然，华约里有些国家已经加入了关贸总协定，我们自己也已经申请回归关贸总协定的创始会员国了。这两个，体量都比我们大，积累的家底也比我们丰厚，但都其内部的凝聚力都远不如我们。”
“我以前说过，中国应该努力成为两个经济圈之间交汇的重要枢纽。事实上，我们国家也的确对外宣称并逐渐落实了——我们正致力于实施对外开放的政策，旨在建立新的经济体制，将把中央计划与市场机制整合在一起并与关贸总协定的宗旨相适应。而经济特区的建立，就是实际的标志之一。”
“也就是说，无论是内部的远期战略，还是对外的战术手段，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是我们现在的必然选择。单纯的计划经济我们还没能力做到，单纯的市场经济是死胡同。”
“我相信，这也是张常委您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思虑的重点之一。”
话到此时，阳光早已从窗户照了进来，毕文谦又一次起身续杯，顺便打开了电风扇。
“以上这些话，虽然和您的问题有所偏差，但我也相信，这些，是在78年的考察代表团之后，您这些年在别的地方难于听到的话——在告诉了您为什么单纯的市场经济不可行之后，再谈计划经济的面貌时，我们，就可以更加的平和而理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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