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和汪道昆交流之后，苏泽从《金瓶梅》中找到了“一道德”的野心，就一直在思考思想启蒙的问题。
从格物致知入手，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分开，这是苏泽“一道德”的第一步。
从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科学的迅猛发展，其实就来源于“文理分班”，而标志性的就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本书。
这本书对于自然科学界的影响，绝对不是简单的几个公式，牛顿之所以能成为近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是因为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这个职业就是从他开始的。
如果用中华文明的说法，牛顿就是数圣和物圣。
在牛顿之前，自然科学和哲学是一体的，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的哲学家，同时也是科学家，他们研究现象，并且提出种种假说来解释这些现象，这时候自然科学还是一种思辨游戏，甚至可以是政治工具。
比如东西方都有的占星术，天体运行被认为是一种征兆，赋予了神秘学的含义。
从牛顿开始，机械唯物论正式成为自然科学的指导原理，和形而上学的哲学理论彻底分开。
机械唯物论只研究现象，从现象入手总结数学规律，从定量的方式研究自然现象，从牛顿开始西方科学界开始一轮持续几百年的迅猛发展。
科学家不需要和哲学家一样，思考难以观测和定量研究的意志、心理，而只需要对着实验结果进行归纳总结，对实验数据进行计算推导。
在机械唯物论发展到最巅峰的时期，科学家预言只要拥有无穷的算力，宇宙中就会出现一只拉普拉斯妖，祂能如同神灵一样知晓任何事情。
而“文理分科”的目的，是将中华文明千百年来杂糅在一起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分开，这等于是给“自然科学”松绑，让它没有任何负担的发展。
而和“自然科学”分开之后，“社会科学”也可以更专注于自身，而不是硬扯上自然科学现象来思考有什么含义。
中华文明永远不缺乏天才，将“格物致知”一分为二，就等于将儒生这个群体分成两条路。
而苏泽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将格物致知这两条路分出来，那么在明代被贬斥的数学等一系列的“杂学”，同样可以上升到儒学的高度，通过这种方式来拔高这些“杂学”的地位。
其实在这个时代，和李贽这样不追求出仕的读书人已经出现，这些人或者沉迷于诗词书画等文化活动，专心着书治学，还有宋应星这样记载各种科学技术的杂学家，也有李时珍这样编纂医书的医学家。
如果真的能将“格物致知”分开，就等于将这些原本被主流所轻视的学问，拉到和儒学同样的地位。
再往大了说，自然科学是一门“求新”的学问。
进行任何科学研究，只需要阅读这个研究的最前沿的论文，准备好研究需要的实验工具和数学工具，就可以立刻着手研究了，而不需要从经义中寻找论据，也不需要研究复杂的哲学问题。
这种“求新”的思维方式，也是推动启蒙思想发展到文艺复兴，再发展到了西方几百年各方面全面发展的推动力之一。
“求新而不法古”，这是苏泽准备日后提出的口号，当然现在他的影响力还很弱小，这样的口号要等到苏泽拥有一定话语权的时候再提出来。
想通了这些，一个时辰已经到了，方爱竹拿着盘尺，再次测量了树影的长度，然后返回物屋子向苏泽和李贽说出了测量的结果。
看着和苏泽几乎完全一致的数据，李贽是彻底相信了苏泽的说法。
“汝霖大才！”
李贽心悦诚服的说道：“我是相信了，格物致知确实是两条成圣之路！”
李贽继续说道：“汝霖，我可以向你学习格物的学问吗？”
苏泽愣了一下，没想到自己的一番话，竟然让李贽这个明末着名思想家，分科分到了理科？
苏泽原本还想要让拉拢李贽，让他帮着自己完善“一道德”的理论呢，怎么把他推到了自然科学那边去了？
任何一门学问的发展，都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
王阳明的心学能成为显学，靠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也有他徒子徒孙的不断完善和推广。
苏泽给李贽讲这些，就是因为李贽是“自己人”，可以拉拢他加入到自己的“一道德”体系建设中。
却没想到被一个测算日影，推到了天领域。
苏泽立刻慌了神，他说道：“卓吾先生，难道你对致知不感兴趣吗？”
此时李贽沉浸在对天体计算的宏大想象中，他立刻说道：“人心难测，与其研究诡谲多变的人心，还不如研究恒定不变的天理。”
完蛋！
苏泽此时无比的后悔，为什么要装算什么日影长度，直接做一个简单的小物理实验就好了啊！
如今将李贽忽悠到天领域去了，那岂不是自己在“一道德”方面又少了一个助力。
失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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