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虽然把兖州孔府的根儿都拔了，但他其实不反对儒学，甚至觉得孔子、孟子，很多四书五经讲的很有道理。
即便是万历维新浩浩荡荡，大明的丁亥学制，并没有抛弃儒学，因为儒学里面有很多的内容，也是值得借鉴的，无论是个人的修身，还是国朝问题，都有重要意义。
比如孟子曰：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也就是朱翊钧所说的，国朝最为危险的就是鲜花锦簇日，歌舞升平时。
如果没有任何的危机意识，国家灭亡就是必然的，作为统治阶级，不能沉湎于鲜花锦簇和歌舞升平，而是应该看到水面下暗流涌动的危机。
因为一旦沉湎于鲜花锦簇和歌舞升平，就必然会带来一个可怕的结果，那就是饰胜，把一切的一切都包装成为胜利，输也能变成赢，最终在不断的赢赢赢的掌声中，走向灭亡。
大明在晚明到南明这段时间，就充斥着这种赢赢赢的风潮，闯王李自成被剿灭了数次，最惨烈的时候，身边就只有二十一人，但很快他就再次拉起了百万的农民军，把大明王朝给断了。
崇祯九年，第一代闯王高迎祥被剿灭，高迎祥被拉到京师凌迟处死，这对大明而言是巨大的胜利，从万历末年开始的陕甘宁三地的民乱，看似是画上了一个句号。
崇祯皇帝赢了，但其实也没有真正的胜利，因为他没有解决民乱爆发的根本诱因。
朝廷欠饷，让三边军屯卫所的基层军官都开始逃离卫所，加入了农民军成为了基层的组织者，让农民军有了正面对抗官军的实力；
其次，陕甘宁三边大旱，没有粮食赈济灾民，无穷无尽走投无路的百姓，只能跟随闯王。
最重要的还是人地矛盾，自万历十年张居正离世后，天下再无人敢抑制兼并，因为地主官僚阶级对张居正为首的张党，展开了最深入的清算，任何和张居正有一点关系的人，都要被彻底打倒，地主官僚阶级胜利了，再没人敢抑制兼并了。
消灭农民军对于大明官军而言不是难事，一直到崇祯十五年，大明官军对农民军依旧是优势，洪承畴对农民军几乎完胜，但赢，已经没什么用了，可是如何让百姓安顿下来，不再成为农民军的兵源，才是最大的矛盾。
而矛盾说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观察问题的方法论，现象、问题、原因、方案、实践、修正、再推行、再修正，这一套的方法论，无往不利。
大明赢学要真
的赢，要建立在矛盾说的基础上、建立在华夷之辩的基础上，而不是饰胜。
大明士大夫普遍可以接受在阳明心学上建立的矛盾说，也可以接受在华夷之辩、矛盾说上建立的大明赢学，而不是蛮夷饰胜赢学。
但大明士大夫阶级，其实真的很难以接受阶级论。
大明士大夫在大明思辨成果文集的传播过程中，对矛盾说的注释进行自己注解，但对阶级论则采用删减、修改的方法，来对抗阶级论的传播。
在许多读书人的眼里，矛盾说很好，甚至值得深入讨论，可阶级论得看统治者是否认可。
张居正写出第二卷分配，就直接烧了，不是皇帝挽救及时，根本不会刊行。
而阶级论第三卷干脆就是朱翊钧写的了，连张居正这个革故鼎新的改革家、变法者，都难以接受第二卷，更别说第三卷了。
朱翊钧和袁可立伸出了同样的手，就是告诉袁可立，他的立场，他们在志向上相同，在行为上相同，在阶级认同上相同，同志同行则同乐者。
“陆树声到全楚会馆索人，朕不认可，他自己选择私门小利，以个人利益为首，那是他的自由，自私在朕看来，是个中性的词，人不自私，那就不是人了。”朱翊钧颇为确切地说道：“但他不能以自己的行为标准，去要求别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自己不愿意的事儿，也不要强加于他人，这句话强调的是勿施于人，不要把自己的那套利己思维，强加于别人身上，这才是有修养，人和人各有不同。
“先生主要是担心袁可立没有人给他撑腰，扛不住一些风波。”熊廷弼为张居正说了句好话，殿试之后，单独宣见了两名学子，这是告诉天下人，袁可立是皇帝罩着，可之前袁可立可没这等殊荣。
人要活在现实里，自己承担不了的风波，要极力去避免，那不是迎难而上，而是找死。
“现在有人给礼卿撑腰了。”朱翊钧当然清楚张居正的担心，怕百年之后，袁可立还没成长起来，没有保护自己的力量。
拜师陆树声，做个看起来有点传统的读书人，对于袁可立而言，是不可接受的，否则他就不会骂万历皇帝了，还骂的那么难听。
朱翊钧看着袁可立说道：“礼卿会试的文章，朕看了，你的文章写的很好，六千举人，只有七十份说了这万历维新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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