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争和党锢有所不同，都是斗争，但党争是彼此竞争，而党锢是为了斗而斗，全然没有任何的标准，直到完全把对方杀死，才算结束。
严嵩和徐阶，高拱和张居正，张居正和王崇古，存在不同程度的党争，但至少还有块江山社稷、大局为重的遮羞布，无论斗的再凶，大家也没有搅的胡宗宪平倭，没了军需。
哪怕是顶层撕裂严重，但平倭拒虏都要做，嘉靖中晚期、隆万时期的党争，是完全围绕着‘平倭拒虏’这一指标进行绩效式的竞争，比的是谁家的理念更强，谁家的执行力更强。
但明末的党争，尤其是从万历国本案开始，一直到南明灭亡，这个期间的党争，全都是没有任何下限、没有任何标准、不论好坏和是非的党锢。
党锢之祸，是灭国四兆之一，是组织系统性败坏的结果，不是原因。
当一个组织已经呈现出党锢之祸的时候，这个组织已经彻底坏死了。
当党争从竞争发展到党锢时，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大局为重？只有斗赢了才有大局！
输家跟大局一点关系没有，处于斗争双方的人，哪里还管得了农民起事、边方告急、军国大事、江山社稷，搞死面前的人，抓住对方和他的爪牙往死里整，才是正事。
毕竟建奴、农民军还远在辽东、陕西这些天边，而斗争的双方，敌人就在眼前。
最明显的就是南明，如果把南明的历史通读一遍，就会由衷的产生对贱儒的偏见。
南明，二十年的时间里，从半壁江山逃亡了缅甸。
在南明最鼎盛的时期，南明朝廷甚至获得了农民军的支持，农民军都要支持大明击退建奴；一个在灭亡的时候，在沦陷区仍然有极为稳固的基本盘：心向王化的汉人；
大明祖宗成法里有一杆驱除鞑虏、复我中华的大王旗，只要将这个旗竖起来，哪怕到了后世，仍然能作为粘合剂，凝聚人心、团结一切能团结的人。
就是这样的背景下，短短二十年，南明从南京输到了缅甸，最后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南明史里面的那些狗屁倒灶的事儿，几乎全都是由贱儒做出来的，这些贱儒为了争而争，没有好坏、没有对错、甚至没有绩效。
朱翊钧作为张居正的嫡传门生，张居正教过他解决党锢的办法，那就是威权统治，必要的时候，甚至要一元专制，这就是解决党争的唯一办法。
张居正思索过，是不是有什么制度可以避免党争？但他思索了几十年，最
终得到的结论是，没有任何制度可以避免党争，哪怕是理论上。
解决唯一办法，是实现威权统治，而解决党争、实现威权统治，一定要先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贱儒这些虫豸们是如何获得权力的？
只要将虫豸获得权力的途径关闭，或者缩小，就能有效遏制斗争的主体，虫豸们掌握权力；
第二个，漫长的历史告诉所有人，党争会亡国，皇帝知道、文武大臣知道、万民知道，如果任由这帮虫豸祸国殃民，一定会亡国，但为什么，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剥夺他们的统治地位？将其罢免、褫夺功名、流放、抄家、夷三族、诛九族呢？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政治担当，必要的时候，必须要做出抉择的时候，权衡下利弊、主张，不要犹豫，不要怕犯错、更不要想什么后果，选择一方，然后坚持到底。
大明有着极其广袤的领土、有着极深的纵深、有着最勤劳的百姓，这都是政治冗余，只要作为最终的决策者，坚定的选择一方，哪怕是选错了，坚持下去，错的，也能执行成对的。
这就是一以贯之。
朱翊钧从来不缺少政治担当，什么春秋史断、什么历史功过评价，他又看不到，他从来不在意日后自己的坟头上到底有多高的垃圾，谁耽误了大明中兴，就终结谁的性命。
犹犹豫豫，注定一事无成。
在科举之前，朱翊钧抽空给墩台远侯、海防巡检加了个薪酬，按天计算，只要不在腹地、不在港口，在草原在海上，每一天的补助为一钱银，这年头大概只能买十斤猪肉、三十五斤米。
如果一个墩台远侯、海防巡检，出勤四个月，补助为十二银，而一个墩台远侯、海防巡检最高出勤天数是六个月，不得超期出勤，一年最少有一半时间是在墩台和港口休息，一年最少有两个月的年假。
但鲜卑平原探险队除外，鲜卑平原探险队是按次，一次一百银，朱翊钧从来没欠过这笔钱，甚至每年过年到大兴县南海子慰问墩台远侯家眷的时候，朱翊钧都要亲自询问家属，银子有没有按时送到。
鲜卑平原仍然非常危险，这钱是卖命钱。
墩台远侯和海防巡检，是大明最贵的兵种了，两支队伍满打满算才六千人编制，一年俸禄是二十五银，每年的过年银、开工银、封赏还有八银，一年能领俸禄三十三银，加上现在的出勤补助，普通远侯、巡检一年能领俸禄四十五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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