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时行告诉姚光启，南北当然可以较劲、可以分歧，可以竞争，甚至可以对立，但一定要对立统一。
这种对立统一一定是建立在经济统一上，不改善经济基础，大明反对大明的撕裂会越发严重。
“当年的四百万石漕粮，的确是百万漕工衣食所系，但在今天回头看，就发现，这四百万的漕粮，同样是这百万漕工的枷锁，也是运河经济带的枷锁。”王国光颇为感慨的说道。
煤银对流就是将山西、绥远的煤炭挖出来，在当地加工成为焦炭，然后通过驰道运送到京师，再从京师运河南下，在渤海湾不结冰的时候，海运是更佳的选择。
不用运河，用海运，又释放了京杭大运河的运力，一些更加昂贵的商品，会选择更加安全的漕运，京杭大运河这条大动脉，从来没有如此的繁荣。
这就是第二个值得庆贺的地方，除了实现了煤银对流之外，大明的大动脉，京杭大运河，终于再次焕发了勃勃生机。
运四百万石漕粮的时候，因为占用了河道四个月的运力，导致运河两岸其实非常的贫穷，贫穷会滋生愚昧，贫穷会滋生帮会。
运河两岸，大大小小有一百多个各种漕帮，各种乱七八糟的邪祟，蛊惑人心。
这些邪祟顺着货物传的哪里都是，朝廷根本无能为力，一来没有精力，二来需要愚昧来维持稳定。
这里面的矛盾非常非常的复杂，地方官员根本无法管，而现在，随着经济带的形成，帮会逐渐消失了。
衙门也不需要再依靠这些帮会催逼税收，光是钞关抽分，衙门的银子多到花不完，两岸的百姓也不需要再紧密的团结在这些漕帮的周围，来对抗乡贤缙绅、势要豪右、衙门衙蠧的催逼。
本来愈演愈烈的漕帮和邪祟文化，失去了土壤，慢慢就凋零了。
林辅成、李贽在讨论宗教对人的异化时，认为：要禁止邪祟的传播，宗教对人的影响，首先就要让人脱离必须要逃避的环境。
朱翊钧笑着说道：“尧帝曰：君臣同心，其利断金；同心同德，其力断玉。今朕训诫尔等，务使君臣一心，共图国是。”
“今日大明中兴之功，非朕之功，爱卿皆为中兴肱骨之臣，军工民皆为中兴血肉之基。”
大明万历维新取得了初步结果，全都是大明的皇帝英明！臣子尽心办事！军兵、工匠、百姓们的勤劳！
当然，文华殿上这帮大小狐狸心照不宣的一件事就是：也要小小感谢一下自由贸易。
至于大明货物究竟怎么自由流动，利润是否合理，君臣、士大夫们，在这个鲜花锦簇的时候，不会去过多的讨论。
倭国的极乐教，看似和大明没有任何一丝一缕的关系，不是大明人搞出来的，也不是大明人传播的，更不是大明人故意放纵极乐教的壮大，但这一切都和大明开海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
日后即便是有人翻开史书论罪，朱翊钧也不在乎，他活着没人敢说，他死了…死都死了，尘归尘土归土，随便说。
“朝廷现在有些地方捉襟见肘了，朕以为可以效仿绥远驰道，发行一些国债，借钱来修驰道，不知道户部意下如何？”朱翊钧看向了王国光。
大明绥远驰道的确还没有回本，但一千万银的国债已经还完了，并且户部还在燕兴楼交易行，回购了一部分当初发下去的股份，这眼看着大明财政稳健，朱翊钧把主意，打到了国债之上。
内帑还有点银子，但那点银子不够修驰道了。
“陛下，借了钱是要还的，朝廷不还，就得大明百姓还。”王国光俯首说道：“陛下，国朝不适合借钱。”
王国光不主张举债发展，因为他说过：负债会让人失去自由，变成奴隶。
对于个人这句话成立，对于朝廷，这句话也成立。
“债务也是资产。”朱翊钧看着王国光十分确认的说道：“绥远驰道的效果，大司徒也是非常认可的。”
“朝廷举债，借来的银子，就是可以支配的财富，尽管这些财富需要归还，但也是资产的一部分。”
“朝廷举债，把借来的银子，用在各种经营上，修建驰道、疏浚水路、兴办学堂、筹建官厂、种植园等等，为朝廷带来丰厚的回报，而我们要付出的仅仅是利息罢了。”
“举债收益大于利息，就可以举债发展。”
朱翊钧在尽力说服大司徒和少司徒，举债并不危险，只要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大明就可以快速发展一段时间。
高速发展之后，肯定要还钱，经济就会进入下行周期，但只要举债的收益大于利息，那这就是良性债务了，不仅无害，还有益处。
在上行周期举债来快速发展，只要资产的积累越多、资产回报率越高，在下行周期的时候，得到的回报就越多。
那时候，顶多算是发展较为缓慢，而不是下行，甚至可以逆周期的发展。
大明大司徒和少司徒，总是把举债看成洪水猛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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