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高祖刘邦被围白登山之后，汉朝对匈奴一直采用和亲政策，摆出臣服的姿态。到了武帝的时候，国家富强，海内安定，有了与匈奴较量的资本，况且武帝本是个不甘心雌伏（比喻屈居下位，无所作为）的铁血人物，于是开始重新勾画汉匈的关系了。对匈奴，到底是该战还是该和呢？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匈奴主动请求和亲。这该是武帝首次经手对匈奴事务，他没什么经验，所以“下议群臣”。
百官分为两派，一派是主战，另一派是主和。
主战代表人物是时任大行令的王恢。王恢是燕地人，多年来戍守边郡，对匈奴的境况非常熟悉。他主战的理由是：匈奴人反复无常，虽与我们和亲，但转眼间就背盟弃约，翻脸比翻书还快。多年来，我们虽不断忍让，但他们却如同惯坏了的孩子，不知悔改不说，还越来越过分。这次他们请求和亲，大概是希望再从我们这里骗取些财货罢了，不如不答应他，而发兵攻打，一举将其制服。
主和代表人物是在平定七国之乱时立过大功的宿将韩安国。他反对王恢说：正是因为匈奴人不讲信义，所以我们才不能出兵，就算我们将它击败，也很难控制，而且他们的土地不适宜耕种，得到了又有什么价值？况且派军出关千里去作战，胜负难料，败多胜少，强弩之极，矢不能穿缟素，冲风之末，力不能起鸿毛，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不如同意他们的请求，与之和亲。
韩安国的说法得到了众人的赞同，于是武帝批准了和亲。
可是这不是武帝内心的想法。在三年前（公元前138年），武帝听匈奴的俘虏说，“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酒器，月氏遁而怨匈奴，惜无与共击之者”。于是武帝派遣张骞出使月氏，想要与之联合，共击匈奴。可见，武帝的这次批准和亲，乃是因为对匈作战的时机还未成熟。但是对匈作战已经被武帝提到了大汉的日程表上。
两年后（公元前133年），作战建议未被采纳的王恢再次主张出战，于是再次引发“战争与和平”的辩论。
王恢的老对手韩安国仍持着一动不如一静的和亲立场。他说：虽然屈辱，但高祖仍听从建议，“奉金千斤”与匈奴和亲，不是因为怕了匈奴人，也不是不想报被围白登山的一箭之仇，而是以天下安定为己任，从大局出发，“至今五世为利”。
“‘今边境数惊，士卒伤死，中国棺车相望，此仁人之所痛也’，您所说的和亲带来的和平在哪里呢？”王恢的反驳掷地有声。
韩安国没有这么容易被击倒的，他老调重弹地说，匈奴人来去如风，“居处无常，难得而制”，我们贸贸然长驱直入，到了匈奴人的苦寒之地，粮草不济，人困马乏，怎么能胜？这不就是兵法上说的“以军遗敌人，令其虏获也”吗？
王恢等的就是韩安国这句话，于是将事情原原本本地讲了。原来，王恢并非这次出击匈奴的首倡者。首倡者是雁门马邑的豪强聂壹翁，他向王恢献计，我们可事先在马邑附近埋下人马，然后自己去做奸细，亲身前往匈奴，引君臣单于率军前来，等匈奴大军一到，我们就可以将其一网打尽。
设想很不错，不知道聂壹翁与匈奴人有什么过节，竟然如此处心积虑地对付他们，难道他孤身犯险，仅仅是为了立功、加官晋爵吗？
武帝听了王恢的陈述，眼睛放出的光刺得韩安国眼睛生疼，于是他知道自己不该再坚持下去了。
果然，武帝以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而御史大夫韩安国则为护军将军，总领各路人马共三十余万，设伏马邑。
军队出发之后的几天，相信武帝都是彻夜未眠的，既有几分害怕，但更多的则是兴奋。
聂壹翁“逃”至匈奴，见到了君臣单于，说他可以入马邑斩杀其长官，率城投降，将财物全部献给单于。这是送门来的买卖，单于听得食指大动，于是率十万大军出发，入雁门武州塞。
匈奴人一路掳掠，行至马邑外百余里时，单于心里忽起不安之感，他定睛看去，只见茫茫苍野，只有零星牛羊觅草而食，人影儿却不见半个，于是疑窦大生，改变路径，舍马邑而取武州。武州尉史为匈奴所得，惊惧下将汉朝的伏击计划和盘托出，单于大惊，立即发令撤退。又惊又怕之下，匈奴人总算安然退到了长城之外，可算是有惊无险，君臣单于仰头看了看头上湛蓝的天空，终于松了一口气：“吾得尉史，乃天也！”于是拜尉史为“天王”。
其实，这一切都在汉朝的监视之下，汉军追到了长城，也就停下不追了。而负责袭击匈奴辎重的王恢也擅自罢兵，不敢追击。武帝对王恢所为非常的失望和生气。王恢为自己辩解道：“当初约定好了，匈奴兵一入马邑城，我军就与之交战，然后臣所率部队就袭其辎重，断其后路，如此才十拿九稳。现在匈奴人没到马邑就返身而回，显然是识破了我们的埋伏，臣的手下只有三万人，在敌人有准备的情况下贸然出击，必定惨败而回绝无幸理。我知道这样做回来只是死路一条，但这是为了替陛下保留三万精兵啊。”王恢所说并非没有道理，孙子兵法就有所谓“非必取不出众，非全胜不交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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