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基于人殉制度的这些弊端，秦献公改革的第一步便是废除了这种制度。自此之后，秦国大量的劳动力得以存活，投入了秦国百废待兴的大业当中，秦国的工商业和农业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外来人员的流入，让秦国大批荒山得以开垦，田亩面积大大增加。秦国人殉制度的废除，代之以陶俑来殉葬，标志着秦国的封建制度建设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改革必然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特别是在秦国都城雍城聚集的那些奴隶主阶级，他们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对秦献公的改革处处掣肘。秦献公大位初立，尚未立下尺寸之功，如果直接和奴隶主阶级爆发冲突，无异于自寻死路。秦献公之所以能够登上君主大位，全靠奴隶主贵族的支持，如果贸然和他们翻脸，必然会落人口实，认为他以怨报德。思量之下，秦献公决定将都城迁到秦国的东部，也就是接近河西之地的栎阳（今陕西西安阎良区之武屯乡）。秦孝公此举一方面可以摆脱奴隶主阶级的束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表明他收回河西之地的决心。
秦献公没有选择直接削弱奴隶主贵族权力的办法，而是加强了地主和自耕农阶级的实力。其方法就是历史上着名的出租禾。在秦献公的统治下，政府征收赋税的标准，不再是人口的多少，而是土地占有人的实际耕地面积。这样不仅使得国家的税收有所增加，促进了秦国的生产，也在法律上承认了地主阶级和自耕农的土地所有权利。这一措施在秦国的西部地区受到了很大的抵制，而此时秦国的政治中心，早已经不是西边雍城，而是东部的栎阳，栎阳的新兴地主阶级则大力支持改革。
很快，秦国奴隶主贵族手下的很多奴隶，迫于经济上无法忍受的压迫和剥削，不断地逃到了地主阶级这边。无可避免，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也必将越来越大。但是与占据国家政权、高官显位的奴隶主相比，地主阶级的实力明显处于弱势，所以在矛盾斗争中，地主阶级经常处于下风。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地主阶级必将采取极端的手段来维持自己的权益。
为了缓和这种局势，秦献公苦思冥想，最后决定大肆任用有才能的地主阶级代表来担任国家的重要职务，以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同时，秦献公还颁布法令，允许自耕农和地主阶级在战争中斩获军功，以此来获取爵位。很多经济地位很高但政治地位低下的人，通过这种方式得以真正地走向社会的上层。一时之间，整个秦国上下充满了勃勃生机，秦军也通过这种方式，得以不断强大。
在提高地主和自耕农阶级的地位的同时，秦献公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住奴隶主阶级。其中最有效果的，便是和贵族势力中权力最大的家族结为姻亲关系。秦国的变法阻力逐渐减小，秦人也看到了富国强兵的希望。
在完成了稳定地主阶级和贵族阶级两大任务的同时，秦献公也着手进行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发展秦国经济，控制秦国人口的措施，这些措施虽然大多数几乎照搬照抄自魏国，但是其在秦国的作用却是不容置疑的。
秦献公六年（公元前379年），蓝田、善、蒲、明氏等边境地区被秦献公改造成了县，县令由中央政府直接委派，这就将地方的权力收归了中央。秦献公得以控制更多的土地和人口。第二年，秦国建立起了市，用来发展和管理工商业，通过抽取营业税，秦国获取了更多的收入来源，国库一改往日的匮乏，变得充实起来。又过了三年，秦献公开始改革户籍制度，五户人家为一个单位，农忙时必须互相帮助，以保证农业的旱涝保收，农闲时则进行军事训练，以便在战争来临时，可以全民皆兵。一人犯法，五家与之同罪，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人人自危，极大地改善了秦国的社会治安状况。
秦国在秦献公的改革之下，国力大大增强。但是在一开始时，秦献公并没有急于和东方六国争夺霸权。反而是励精图治、厉兵秣马，任凭东方六国打得如何火热，秦国就是岿然不动。在这种情况下，秦国人对于收复河西之地，重现秦穆公之时的辉煌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与此同时，随着改革的深入，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也不断地凸显出来。
为了转移国内民众的视线，缓解地主阶级和奴隶主阶级之间日益激化的矛盾，秦献公在其晚年时，终于打破了当初对魏武侯的盟约之言，用战争的方式展示秦国的改革成果。
秦献公十九年（公元前366年），韩、魏两国兵临周天子封地，威胁周显王，秦献公抓住时机，找准这个借口，起兵勤王。韩魏联军与秦军在洛阳一线交战，韩、魏两军大败，被秦军斩杀了数万人马。这使得秦国在国际地位上获得了很大的提升。秦国很成功地将矛盾从人民内部转移到了国际之上。尝到了甜头的秦国，当然不会就此罢手，他们在西北的高地上虎视眈眈，一旦有机会，便会东出函谷关，参与中原的争霸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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