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藏经洞的过程还有一种说法，是杨河清往墙上的缝隙里插香的时候偶然发现的。反正那个清沙的村民也姓杨，没准就是说的一个人，总之是发现了这个藏经洞。
当王道士打开洞的那一刻，也许满心都是财宝扑面而来的憧憬吧。门后的洞不大，宽2.7米，高2.4米，洞顶像个倒扣的碗，仅十来平方，整整齐齐地堆满了白布包，每包里面都有十多卷经书。王道士不禁相当失望，好在没什么文化的他也是识货的人，知道都是些经书，就算不能换钱也是宝物，所以第一想法就是保密。
以后，王道士时不时地从洞里取出卷佛经、佛画或者小佛像之类的当人事四处送人，结交些县里的人物和楼上的喇嘛。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藏经洞的事渐渐传了出去，王道士感觉事情有点捂不住了，便决定上报。
当时敦煌县长叫严择，王道士自然是向他汇报的，于是走了50里路去了，可是严择没当回事，这下倒是正合王道士的心意。
此后，王道士照样从藏经洞里拿些宝贝出来送人，反正好几万件呢，上面又不理会，拿它们来结交些朋友还能有点用处。就这样，陆陆续续被他送人的宝物不知凡几。
两年以后，王道士又拿上一些精心挑选出来的经卷、佛画来到了300公里外的酒泉，想试一试能不能靠这些东西和道台廷栋搭上关系，再随便给点银子就更好了。道台老爷怎么可能拿一个穷道士当一回事，当年王道士在这里当兵也不可能让道台老爷注意到他不是，不过听说他带来了不少宝物，才勉强让他进来见一见。
廷栋随手翻了翻王道士送来的这些经书，面现不屑，“以为此经卷其书法乃出己下，无足重”，意思是说，你拿来的这些是什么破玩意儿，就这字，你瞧瞧，还没我写的好呢，能值几个钱，拿回去拿回去。巴结大BOSS的计划失败。
回到敦煌不久，1902年3月，新县长汪宗翰来了。王道士听说新来的这个县太爷也是湖北人，1890年的进士，算是有真学问的，于是拿些经卷来送礼，看在老乡的面子上也许能结交上。总算汪县长识货，认出这些经卷的价值，问明原委以后，立刻报告给甘肃学政叶昌炽，同时还送上了一些经卷以为证明。
叶昌炽是着名的金石学家，1902年初任甘肃学政，汪县长第一次送过来的是唐朝和元朝时期的一些拓片、绢画的佛像以及手抄的《大般涅盘经》，时间是1903年12月。
1904年9月29日，汪县长又送来了一幅宋朝绢本《水月观音像》。
1904年10月13日，他又收到了敦煌当地的一个叫王宗海送来的两卷唐朝的手抄经书和一幅画。
其他有记载的，还包括《杨公碑》《李太宾造像碑》《李氏再修功德记碑》《大中五年洪辩碑》《水陆道场图》绢画、《地藏菩萨像》绢画等。
由此可以看出来，那时候藏经洞中的一部分宝物已经流出来了，叶昌炽当时在日记里说：“当时僧俗皆不知贵重，各人分取”。
好在这些东西着实引起了叶昌炽的重视。1904年5月15日，上面下令立刻清点并封存藏经洞，同时命令王道士把拿出来的那些经卷也要放回去，等候上面的命令。其实叶昌炽曾建议藩台把这些经卷运回来保存的，不过预估需要五六千两白银，也不禁苦笑着摇头。要知道，藩台大人心情正不好呢，什么辛丑条约，什么庚子赔款的，为了赔洋人银子，全国都帮着刮地皮，哪来的闲钱保护一堆破经卷啊。
汪宗翰带着指示来见王道士，说完了上面的意思，顺便翻了翻经卷，顺手挑了几卷，来来来，大伙来一趟也辛苦，道长也没什么招待大伙的，一人挑一两卷留个纪念吧。有人随手挑了一卷，有人干脆就没动手，“当时人亦不知重也”。然后，汪县长命令王道士把洞封上，好好保存。
事实上，王道士并没有完全封存藏经洞，这个洞是我发现的，你们一句话就不让我碰了，那怎么可能，于是照旧经常拿些出来送人情。比如这期间送过敦煌典史苏子培《庄子?知北游品》和六卷佛经、道经，送给兰州的严金清一幅《观音菩萨像》。具体王道士送出去多少不清楚，但通过总结后发现，这期间他拿出来的全是精品中的精品，也说明他是个识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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