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梁山要继续发展，王伦深知仅靠梁山附近州府钱粮是不够的，还要要夺取土地，这才是立身之本！
对于梁山上的经济状况，王伦早有预算。收入方面，梁山地理环境绝佳，有些自力更生手段，可以创造生产收入。比如现今朱富负责的自酿的好酒，八百里水泊里出的新鲜莲藕并鲜鱼，山南树上自有时新的桃，杏，梅，李，枇杷，山枣，柿，栗之类。还有宋万组织妇孺自养的鸡，猪，鹅，鸭，等品物都是没多大投入的收入。
但这些收入在山寨资产中占的比例，微乎其微。虽然王伦禁止手下胡作非为，但做了山大王，更多的还是打家劫舍，劫掠过往的客商。
就是原著中，义薄云天的晁盖也不能幸免。火拼王伦之后，晁盖宴请众人，书中写到：“小喽罗道：‘朱头领探听得一起客商，有数十人结联一处，今晚必从旱路经过，特来报知。’晁盖道：‘正没金帛使用。谁领人去走一遭？’……晁盖与吴用，公孙胜，林冲饮酒至天明，只见小喽罗报道：‘亏得朱头领！得了二十馀辆车子金银财帛并四五十匹驴骡头口！’晁盖又问道：‘不曾杀人么？小喽罗答道：‘那许多客人见我们来得头势猛了，都撇下车子，头口，行李，逃命去了；并不曾伤害他一个。’晁盖见说大喜：‘我等自今以后，不可伤害於人。’”
这晁盖算是仁义之盗了，是只劫财不夺命了，劫掠后第一件事也问有无杀伤人命。听说没有死一个人，就大喜赞许，却是不喜金银喜旅客无恙。
从河东回转的路上，王伦也在思考山寨的经营问题。山寨人口众多，人吃马嚼，花销不小。等到与朝廷开战，没有钱粮那是万万不能的。他闲来无事，也回想些书中晁盖、宋江的经营手段。
比如原著中梁山由宋江做主后，策略方针又有了改进：“原来泊子里好汉，但闲便下山，或带人马，或只是数个头领各自取路去。途次中若是客商车辆人马，任从经过；若是上任官员，箱里搜出金银来时，全家不留，所得之物，解送山寨，纳库公用，其余些小，就便分了折莫。便是百十里，三二百里，若有钱粮广积害民的大户，便引人去公然搬取上山，谁敢阻当。但打听得有那欺压良善暴富小人，积得些家私，不论远近，令人便去尽数收拾上山。如此之为，大小何止千百余处。为是无人可以当抵，又不怕你叫起撞天屈来，因此不曾显露，所以无有话说。”
至此，梁山已经完全不再像一般草贼劫道行凶，而是专门劫富济贫。有组织，有计划的囤积钱粮财货。
梁山不断壮大，就各处攻城拔寨，冲州撞府，将广有钱粮的一些州城府县（高唐州、大名府）和富强地主的大庄园（祝家庄、曾头市）等抢掠一空，收为己用。单单在祝家庄，梁山众人就抢了粮米五千万石。
再对比书中梁山的财政支出方面：“晁盖等众头领都上山寨聚义厅上，簸箕掌，栲栳圈，坐定；叫小喽罗扛抬过许多财物，在厅上一包包打开，将彩帛衣服堆在一边，行货等物堆在一边，金银宝贝堆在正面；便叫掌库的小头目，每一样取一半收贮在库，听候支用；这一半分做两分，厅上十一位头领均分一份，山上山下众人均分一份……”
虽然头领和喽罗间不均分，但也算是相对的平均主义。若是两者都平均了，谁人又想上进，毕竟可是刀头舔血的日子。
再说山寨众人的吃食，头领以武松为例，景阳岗下，—口气就是十八碗烈酒，四斤熟牛肉；安平寨里，施恩给他的“贿赂”，中午是一大旋酒，一盘肉，一盘面，一大碗汁。武松寻思道：“敢是把这些点心与我吃了，却来对付我?”晚饭更加丰盛：几般菜蔬，又是一大旋酒，一大盘煎肉，一碗鱼羹，一大碗饭。干脆彻底消灭干净。
快活林前，“无三不过望”，三五十碗酒下肚，饭菜不计，到了目的地，又是一桶酒；过飞云浦之时，“行不过五里路，把施恩送的这两只熟鹅都吃尽了”，气得两位押解公人干咽唾沫。
武松如此肚皮，想来三十六天罡也差不多少，七十二地煞暂算武松一半饭量，山寨喽啰是武松四分之一，那消耗的粮食也不在少数！
那么就算梁山都是常人，他们要消耗多少食品呢?日消耗成品粮，人均一公斤；日消耗副食品，人均也一公斤。这样，每人每年消耗成品粮就是三百六十五公斤，二万人就是粮食和副食各七百三十万公升。
还有人情往来花销，宋江主政梁山后，他那地主老财的秉性，花销也是不少。比如给晁盖做法事，大名府买通蔡福兄弟，请安道全上山的花销，还有石碣天书给何道士的钱……
（有些数据不准确，考据党勿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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