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行颔首承诺了裴潜的请求，并说明了自己即将会同段煨一同上表，为裴潜向朝廷请授河南尹一职，对于这个名位头衔，裴潜也没有推脱。
若他拥有了河南尹的这个头衔，他就可以处理更多的事情了，辟除那些逃散在外的像郑浑、潘勖这样的有才能的士人，任命官吏治理周边的其他城邑，招抚那些逃入到山中修筑坞堡自守的豪强······
雒阳地区有关隘之险，邻近的河内又已经攻取，弘农的段煨也成为了阎行的盟友，阎行在雒阳犒赏过裴潜、翟郝等文武吏士之后，才又继续启程，前往弘农的陕县，与段煨相见。
段煨筹划的第四件事情，也是与阎行有关的。两人将会联名上表，请求长安朝廷，授予段煨以弘农太守之职，授予常林以河内太守之职，授予裴潜以河南尹之职。
这其实也就是一个程序性的礼仪问题，弘农、河南地、河内郡都相继落入到了段煨、阎行的手中，他们欠缺的也仅仅只是大义上的合法统治性，实际上不管有或者没有，这几块地盘都已经被纳入他们的囊中了。
此举更深层的，是在于试探李傕、郭汜两人的态度，两人虽然在长安构隙不断，底下的士卒还发生了几场小规模的械斗，但是两人之间大规模的交锋还没有爆发。
值此时候，弘农、河东等地突然发生巨变，他们昔日三校尉之一的张济丧师失土，只剩下几百残兵败卒狼狈逃亡长安投奔李傕、郭汜，这绝对已经引起了他们的警惕和注意。
李傕、郭汜会不会因为此事，秉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原则，调转兵锋，对准弘农、河东，也难以预料，故此才需要有此试探，也好早做防备。
除了联名上表此事外，阎行和段煨也相继约定了结成同盟，共同防备关中的李傕、郭汜，若一方遇上李、郭大军的进攻，另外一方需要召集兵力，及时救援，不可坐视不救，隔岸观火。
在陕县停留了两日，接受了段煨的宴请之后，阎行则渡河返回河东，刚刚入境，阎行就收到了来自郡府的急报。
蝗灾来了！
古代的中国对于蝗灾的发生根源还不认识，但根据历代蝗灾爆发的经验，也总结出了一条“旱极而蝗”的宝贵经验。
若是承平之时，严师、卫觊等人还可能未雨绸缪，防微杜渐，及时防范蝗灾的爆发，可是这几个月来，兵戈不断，到了张济率大军入侵河东的最紧急关头时，安邑城中更是一日数惊，城中的丁壮被组织训练，准备危急关头时，也要上城头防御。
各县也忙于调集士卒、征发民役、转运粮草的事情，少有人去关注这旱灾期间土地上的渐渐出现的变化。
以至于，蝗灾开始爆发之后，各城的官吏都有些束手无措的感觉，纷纷派快马向郡府告急。
阎行闻讯，也快马加鞭赶往安邑，回到了郡府之后，顾不得休息，更换了一套衣衫之后，就连忙召集了府中的掾史，紧急商议如何应付这已经开始兴起的蝗灾。
时人对于蝗灾的认识不足，有的认为是“神蝗”，有的认为是“蝗入海则化为鱼虾”，如果再将儒学那一套“天人感应”结合起来，就会变成是对为政者的暴戾恣睢的一种惩罚，由此所诱发的一场天降灾难。
灭蝗的措施若不及时，民间的舆论若不引导，难免就会有一些有人之心，将这些蝗灾归结到了河东近来的“打压大姓、大兴刀兵”的暴政上面去，甚至乎就聚集舆论，倒逼郡府，迫使郡守罢黜浊吏，禳灾祈神来安定民心了。
幸好，阎行的目光比时人要看得更远更广，郡府之中的严授、贾逵、卫觊、孙资、裴徽、裴辑等人，也不是只知经书、不通实务的腐儒，对于阎行的召集军民灭蝗的决定，他们都是不同程度持赞同态度的。
在与府中的掾史商议中，阎行也知道了，虽然古人因为对蝗灾爆发的不了解，致使得“天意”的神蝗论断大行其道，但这并不代表没有眼光卓绝、身体力行的前人，在灭蝗防灾上做出大胆的实践。
前汉平帝时期，青州的蝗灾大规模爆发，朝廷就曾“遣使者捕蝗，民捕蝗诣吏，以石、斗受钱。”从朝堂之上派遣了专门的捕蝗使者，前往灾区指挥扑灭蝗虫的政务，并且鼓励民众自主积极灭蝗，将捕抓到的蝗虫上交给官吏，按照石、斗的标准来领取赏钱。
本朝的王充，也曾在他的《论衡·顺鼓篇》中，记载了“蝗虫时生，或飞或集，所集之地，谷草枯索。吏率部民堑道作坎，榜驱内于堑坎，杷蝗积聚以千斛数，正攻蝗之身。”的灭蝗方法。
虽然记载的这种驱赶法、沟坎深埋法，在阎行看来，还算不上高效，但是这已经证明了两汉吏民，对于蝗灾的爆发，并不是束手待毙，而是大胆地寻求策略，去捕灭这些害民的蝗虫了。
灭蝗的措施前朝、当代都有迹可循，这就更加使得安邑郡府上下都协同一致，下定决心要通过人力补救来扑灭蝗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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