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一场大乱之后，雒阳城内渐渐又从混乱恢复到平静之中，天子也重新回到了皇宫之中，虽然失去了传国玉玺，但汉室江山的国祚还要继续延续下去。为了昭告天下，汉帝国的天下已经重新恢复安宁，汉朝廷修改了新天子即位之初的光熹年号，将新年号定为昭宁。
年号虽然改了，但黔首百姓的日子还要照常，只是朝堂之上，突然失去了外戚、宦官这两根庭柱后，又随即补入以董卓为首的勤王兵马，俨然要一股要与党人、士大夫同列朝堂的气势。
在朝廷的这一波权力真空期中，来自河东的董军人马反应最为迅速，趁着外戚、党人、宦官这三家因为朝廷争斗而元气大伤的时机，强势介入，不仅获得了救驾之功，还成功在朝廷之上占得了一席之地。
但是这种平衡只是暂时的，党人从来没有想过要和董卓这种统兵外镇的武夫共商朝政，而董卓在朝中的根基不深，也很难以外镇武将的身份在朝廷之上长时间立足。
所以这种朝廷上的武将、党人、士大夫济济一堂、坐而论道的宁静局面也仅仅只是表面而已，私下底在这场大乱中强势破局的党人和后来居上的武将隐隐形成了对峙，有分庭抗礼之势，各方为了保住自己的优势地位，都开始千方百计挤压政敌在朝廷之上的生存空间。
以袁绍为首的党人久谙朝堂之上的争斗，所以他们也是抢占先手，干脆将错就错，将孟津的丁原并州兵马引入雒阳之中，上表册封丁原为执金吾。
执金吾在太平之时，手中也是掌管有两百缇绮，五百二十个长戟士，担负京城内的巡察﹑禁暴﹑督奸等任务，在皇帝出行时还担负着随行护卫、留守京师等重任，是百官之中的显职。其巡视京师之时，鲜车怒马，光耀照人，所以前汉末年，刘秀游学长安之时，才会有“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的感叹。
而如今袁绍为首的党人一力将丁原扶上执金吾的显职，一方面是为了结好丁原，而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挟制董卓进驻雒阳城的兵马。执金吾和北军中侯、城门校尉一样，都是同属城卫军的范畴，何颙是北军中侯，伍琼是城门校尉，城卫军的职位还掌控在党人手中，但北军五校、西园新军等兵马都因为连番内战，死伤惨重，无法和董卓的秦胡劲卒相抗衡，所以党人的眼光就投向了同样号称是汉帝国精锐边军的并州兵马。
拉拢了丁原之后，袁绍等人就挽回了兵力上的相对弱势，而党人之中行事更为激进的鲍信刚刚从老家泰山募兵回来，他看到了这种情况之后，直接就跟袁绍商议，想要再次汇合雒阳城中的兵马，共同攻灭董卓。
可惜袁绍先前因为带兵无诏擅自进攻两宫，在舆论上就已经处于弱势，他准备先韬光养晦，争取在兵马上和董卓抗衡，在朝廷上寻求突破，利用党人更有把握和熟稔的政争手段来排挤董卓这个毫无根基的武夫，所以没有采纳鲍信的建议。
袁绍这一边有所顾忌，出手的同时还留了一步，而董卓这一边很快就反应过来，下手却是如同行兵打仗，毫不留情。
董卓先是使用兵马诈术，让自己的骑兵利用机动性，夜出昼归，做出自己有大批兵马不断从河东赶来的迹象，迷惑雒阳城中人心。紧接着，又双管齐下，一面通过董旻牵桥搭线，不惜财货金帛拉拢了何进、何苗两兄弟留下来的残兵，一面诱使丁原的主簿五原人吕布，杀害了丁原，董卓和吕布约为父子，成功通过吕布又兼并了并州的兵马。
至此，袁绍想要在兵马上和董卓抗衡的计划全部破产，而董卓也朝着自己的下一步迈进了。他在兵马彻底压倒袁家兄弟之后，又开始布局朝堂之上了。他以上天久雨为由，上奏朝廷罢免了司空刘弘的职务，改由有救驾之功的自己接任。
这种以天灾异变来罢免三公的做法源于前汉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学说，这一学说在赋予天子是“受命于天”的神圣地位的同时，也通过“天意”来限制皇帝的一举一动。但是这种限制的方式双方实力不对等，显然是有很大缺陷，刚开始皇帝还常常需要因为天灾人祸下罪己诏，但是到了后面，就变成了只是弹劾三公的形式了。
这也是汉朝廷上各方争斗的一种惯用手段，董卓利用这种政争手段，跻身三公之位，而有了司空这一层身份，很快他就招揽了像尚书丁宫、尚书周毖等身处要职的朝官，又征辟了一批如贾诩之类的凉州名士，并开始上表请求征辟一些海内闻名的党人、士大夫为官，其中就包括了蔡邕、荀爽、陈纪、韩融、申屠蟠等一大批名士。
一时之间，来自外镇的董卓就像是一股新鲜的血液一样灌入到病入膏肓的汉朝廷之中，让汉帝国这个垂垂老矣的老人竟出人意外地展现出一丝生机。
而董卓想要的还远远不止这一些，他在兵马上占据了绝对优势和在朝廷上形成了自己一套势力之后，开始谋划自己的新政了，而新政的首先第一步，就是废立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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