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十一月六号的晚上，你在什么地方，和谁在一起？
索：十一月六号的晚上，我在家，和老婆在一起。
和老婆在一起，这也就是说，只有老婆能证明索大贵十一月六号晚上在家，成了家的男人，天黑以后，没有特殊情况的话，肯定和老婆在一起，和老婆在一起，只有老婆能证明自己。想找到第三个证人，索大贵做不到，警方也做不到。做不到，那就没法得出结论。如果不能证明索大友在说谎，案子就没法查下去。
卢：照你这么說，只有你老婆能证明你十一月六号夜里在家啰。
索：不错，你们肯定不会相信我和我老婆的话。信不信，由你们——事实就是这样。
卢：你再好好想一想，看看还有谁能证明你十一月六号的夜里确实在家——和老婆在一起。你可以把十一月六号晚上天黑以后到十二点半之间的活动的情况说一下。
索：你们一定是怀疑我和陶家的案子有关系。警察同志，你能不能告诉我，陶家人是什么时候出事的？
卢：陶家四个人遇害的时间在十一点半——十二点半之间。
索：那我就能说清楚了。十一月六号的晚上，我在隔壁范小军家打八十分，九点半钟左右回的家。回到家，洗洗弄弄，十点钟上床睡觉，十二点钟，我喊儿子起床撒尿——每天夜里十二点钟，我都要准时喊儿子起床撒尿。小时候是他妈妈喊他撒尿，长大了以后，害臊了，这事就得我做了。回到家的时间和喊儿子起床撒尿的时间，都能说明我没有作案的条件。从我家到城里，坐汽车要一个半小时左右，关键是晚上十点钟，公共汽车就停运了，如果骑自行车的话得两个多小时。即使我能在十一点半之前赶到作案现场，做完案以后，半个小时，无论如何也回不到家。
之后，卢业伟找邻居范小军夫妻俩和索大贵的儿子索阿宝了解情况，范小军夫妻俩证实，十一月六号的晚上，索大贵确实在范家打八十分，八十分打到九点半钟左右，索大贵就回家去了。打八十分的还有另外两个邻居，卢业伟找这两个邻居核实，两个邻居的说法和范小军是一致的。索阿宝也证实，每天晚上十二点钟，闹钟一响，爸爸就回准时喊他撒尿，因为他过去有尿床的毛病，所以，每天晚上，爸爸都要准时喊他撒尿。
第三部分谈话内容（郝队长和陈怀仁的谈话记录；卢业伟和李正林、蒲永江的谈话记录）。
我们先来看看郝队长和陈怀仁的谈话记录：
郝：你和索大友是什么关系？
陈：我们是姑表亲。
郝：你知不知道一九五零秋天发生的事情？
陈：知道，在我们这一带，没有人不知道这件事情——当时，没有比这更大的事情了。
郝：陶天章告发索梁栋的事情，你们也知道吗？
陈：知道。
郝：你们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呢？
陈：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二十几年，说它还有什么意义呢？
郝：我们很想知道亲戚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陈：我姑父索梁栋确实不好，但告发这种为人不耻的事情，发生在陶家，这肯定不合适。过去索陶两家的关系一直很好，土改的时候，工作队要分索家的浮财，索家就把一部分东西藏到陶家去了，风声过去以后，陶家把几箱子东西原封不动地送到索家来了，要不然，索家人也不会让我姑父也不会藏到陶家去。在告发之前，陶家应该跟索家人商量一下，既然答应人家藏在自己的家里，又出尔反尔，跑去告发。这就不地道，不厚道了。毕竟是亲戚吗，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如果陶家人在告发之前和索家人商量一下，由索家人出面把人交给警方，就不会出现我姑母悬梁自尽和老太太吐血而亡的悲剧了。
除了龚家把东西藏到陶家去（龚家人藏过两次），索家也这么干过。如果陶家心术不正，心生贪念的话，还真是一个发财的好机会。龚家和索藏到陶家的肯定是一些非常值钱的东西。
亲戚们都这么想，索家人也应该是这么想的——陶索两家确有积怨，这是不争的事实。
郝：索大贵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呢？
陈：他不知道这件事情，他可能知道一点，但绝不会是家里人告诉他的。
郝：索家人为什么要瞒着索大贵呢？
陈：大贵从小生性暴烈，小时候，同龄人中，没有人敢惹他，当然，这也是家里人太过娇惯他的缘故。十岁的时候，村里人一户人家用木棍打折了索家的一条狗，大贵就用毒药药死了这户人家的一头水牛。索家陪了一头壮牛和二十块大洋才算完事。他是一个见风就是雨的主，炮仗的性子——一点就着。算命先生给他算过命，以后要么不出事，只要出事，肯定出在暴烈的性格上。所以，我姑父的事情，家里人尽量瞒着他。
在和索大贵的谈话中，卢也伟也能感觉到索大贵暴烈的性格。
郝：索家怕索大贵长大后找陶家人复仇，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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