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 这里出现一个问题：太阳每时每刻都在接收来自太空的电磁辐『射』，包括地球溢出的无线电波，为什么它只放大其中的一部分呢？原因很明显：除了能量镜面对反『射』频率的选择外，主要是太阳对流层的屏蔽作用。表面沸腾不息的对流层位于辐『射』层之上，是太阳最外一层『液』态层。来自太空的电波首先要穿透对流层才能到达辐『射』层的能量镜面，进而被放大后反『射』出去。这就需要『射』入的电波在功率上超过一个阈值，地球上绝大部分的无线电发『射』都远低于这个阈值，但木星的电磁辐『射』超过了。
红岸的最大发『射』功率也超过了这个阈值！
日凌干扰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但另一个激动人心的可能『性』出现了：人类可以将太阳作为一个超级天线，通过它向宇宙中发『射』电波，这种电波是以恒星级的能量发出的，它的功率比地球上能够使用的全部发『射』功率还要大上亿倍。
地球文明有可能进行2型文明能级的发『射』！
下一步，需要将那两次木星电磁辐『射』的波形与红岸受到的日凌干扰的波形相对照，如果吻合，这个猜想就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
叶文洁向领导提出要求，要与哈里·比德森联系，取得那两次木星电磁辐『射』的波形记录。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渠道不好找，还有众多部门的一道道手续要办，弄岔一点就有里通外国的嫌疑，叶文洁只好等待。
但还有一个更直接的证实方法：红岸发『射』系统以超过那个阈值的功率直接向太阳发『射』电波。
叶文洁找到领导，提出了这个要求，但没敢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那太玄乎了，肯定遭到否决，她只是说这是一次对太阳研究进行的试验，将红岸发『射』系统作为对太阳的探测雷达，通过接收回波来分析反映太阳电磁辐『射』的一些信息。雷志成和杨卫宁都有很深的技术背景，想骗他们不容易，但叶文洁说出的这项试验，在西方太阳研究中确实有过先例，事实上，这比正在进行中的对类地行星的雷达探测在技术上还简单些。
“叶文洁呀，你越来越出格了，你的课题，在理论上搞搞就行了，有必要弄这么大动作吗？”雷志成摇摇头说。
“政委，可能有重大发现。实验是必需的，只这一次，行吗？”叶文洁苦苦央求道。
杨卫宁说：“雷政委，要不就做一次？『操』作上好像没什么太大困难，回波在发『射』后传回要……”
“十几分钟吧。”雷志成说。
“这样红岸系统正好有时间转换到接收状态。”
雷志成再次摇头，“我知道在技术上和工作量上都没什么，但你……唉，杨总啊，你头脑中缺的就是这根弦啊——向红太阳发『射』超强烈的电波，你想过这种实验的政治含义吗？”
杨卫宁和叶文洁一时瞠目结舌，他们并不是感到这理由荒唐，相反，是为自己没有想到而后怕。那个年代，对一切事物的政治图解已达到了极其荒唐的程度，叶文洁上交的研究报告，雷志成必须进行仔细审阅，对有关太阳的技术用词反复斟酌修改，像“太阳黑子”这类词汇都不能出现。向太阳发『射』超强电波的实验当然可以做出一千个正面解释，但只要有一个反面解释，就可能有人面临灭顶之灾。雷志成拒绝实验的这个理由，确实是不可能被推翻的。
叶文洁没有放弃，其实只要冒不大的险，做成这事很容易。红岸发『射』系统的发『射』器是超高功率的设备，全部使用“文革”期间生产的国产元件，由于质量不过关，故障率很高，不得不在每十五次发『射』后就全面检修一次，每次检修完成后都要例行试运行，参加这种发『射』的人很少，目标和其他发『射』参数也是比较随意的。
在一次值班中，叶文洁被分配进行例行检修后的测试，由于试发『射』省去了很多『操』作，在场的除叶文洁外只有五个人，其中三个是对设备原理知之甚少的『操』作员，另外的一名技术员和一名工程师已在持续了两天的检修中疲惫不堪，心不在焉。叶文洁首先将发『射』功率设置到刚刚超过太阳增益反『射』理论上的阈值（这已是红岸发『射』系统的最大功率了），频率设定在最可能被能量镜面放大的频率上，借测试天线机械『性』能为名，将它对准已斜挂在西天的太阳，发『射』的内容仍同每次正规发『射』一样。
这是1971年秋天一个晴朗的下午，事后叶文洁多次回忆那一时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只是焦急，盼望发『射』快些完成，一方面是怕在场的同事发现，虽然她想好了推托的理由，但以损耗元件的最大功率进行发『射』实验毕竟是不正常的；同时，红岸发『射』系统的定位设备不是设计用于瞄准太阳的，叶文洁用手就能感到光学系统在发烫，如果烧坏麻烦就大了。太阳在西天缓缓下落，叶文洁不得不手动跟踪，这时，红岸天线像一棵巨大的向日葵，面对着下落中的太阳缓缓转动。当发『射』完成的红灯亮起时，她浑身已被汗水浸透了。扭头一看，三名『操』作员正在控制台上按手册依次关闭设备，那名工程师在控制室的一角喝水，技术员则靠在长椅子上睡着了。不管后来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们如何描述，当时的真实情景就是这样平淡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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