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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作者们写作时务必警醒：不要出现违规违法内容，不要怀有侥幸心理。后果严重，请勿自误。（已有外站作者，判刑三年半）老实说，杨锐给苏先凯的条件并不突出。
调到首都来工作是个好条件，但北京那么多人，说明在首都工作，其实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杨锐给苏先凯的薪水也不突出，他的华锐实验室是私人实验室，想开1000，想开两千，都随便自己。苏先凯入了北大的编制，就由北大发薪，他最多给点奖金福利，也不能保证具体的数额。
唯一比较特别的，就是解决了苏先凯夫人的工作，不过，这个在大学里，或者说，在全国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内都不稀罕，好点的单位，都会想尽办法解决家属工作的问题，这对机关领导来说，是一项极重要的工作。
而且，直到21世纪，这个政策仍然在使用，尤其是21世纪初的时候，普通高校为了招揽人才，争夺如211或者升本升大学之类的名额，往往都会给博士生两个相似的条件：解决家属工作，并解决住房问题。
美国高校亦有雷同的政策，如果夫妻双方都做研究工作，特别是在同一领域工作，那大学理论上都会给夫妻双方一起提供工作机会虽然目的是不单纯的，但结果是相同的。
不过，杨锐招揽的并不是博士生，这个条件就非常吸引人了，尤其是吸引北京以外地方院校的人才。
研究领域的贫富差距是非常可怕的事实，自建国伊始，中国的科学研究中心就在北京，上海依靠着自身的富裕，稍微能说几句话，但是北京如云的高校联合体相比，只能说是每况日下，抽东南之血以滋京城是从来没停过的。
复旦上交之类的高校虽然偶有高招，但却是从来没有登顶过，而且是力量越来越弱的节奏。
除了上海，全国其他地区在研究水平上的差距，与北京就是绝对的天壤之别了。
看看南京大学就知道了，建国之初直到改革开放，南京大学都在各方面的指标都排列前茅，然而，这并没有什么卵用，随着中央财政的力量越来越强，只是财政倾斜一条，就足够让南大匍匐，更别说其他的无影连环脚了。
对做研究的人来说，在不在北京，差距是极大的，除非是某些特色研究，否则，地方高校想做第二梯队都要竞争。
这就比如那篇发表在《science》上的著名的埃博拉病毒基因组测序论文，作为一篇国际合作论文，它有58名共同作者，论文在8月5号投稿，两周以后被接受，其中六人在看到论文发表以前就死于埃博拉病毒的感染，而这些研究者，全部属于塞拉利昂的凯内马政府医院，他们当然是重要的研究者，58名共同作者都是重要的研究者，某些时候，一线研究者更是不可或缺，但特征性如此之强，如此一线的研究工作，并不一定是研究者们所追求的。
研究者也是人，研究者更追求低投入高产出。
如果说，杨锐之前放出的风声，还传的不光，引起的重视不够的话，苏先凯的故事，却让杨锐和他的实验室，瞬间变成了热门话题。
年轻的cell作者，高端仪器，还有极具人情味的实验室政策和待遇，再没有比这更符合中国人的期待了。
杨锐在短短的几天里，就收到了1000多封履历表。
“快赶得上工厂招工了，我都不知道，中国有这么多的研究员。”杨锐望着每天都增加的信件傻笑。
“上次统计，中国有200多万名科研工作者，你这些算什么。”许正平其实也高兴，人多了他轻松，研究成果自然也能出的多一点。
杨锐“嗯嗯”的点头，道：“不知能持续多久，小苏同志的示范效应很好呀。”
苏先凯在旁腼腆的微笑，他的组织关系还没有正式调过来，但人先过来帮忙了，也是此时的一贯作风。除非是领导发话，否则，组织关系几个月办好都算是快的。
许正平则道：“示范效应是挺好的，就是这么多的简历，什么时候看得完？先说好，我是不看的。”
他知道杨锐有自己的评断标准，才不想掺合着挑人呢。
杨锐果然笑着摆摆手，道：“我来负责。”
说完，杨锐就推着小推车，将一车的履历表运回了自己在角落里的办公室。
这是一间大约四五十平的长方形房间，更难得的是拐角房，东西两面全是大玻璃，要是按照后世的公务员办公室标准，妥妥超标到了天上。
然而，杨锐并不是纯正的公务员，更是标准土豪一只。以他目前财富水平，购买服务简直是不要不要的。
所以，才几天的功夫，杨锐一口气找来的八名工人，就把办公室装修的能住人了。
杨锐将小推车丢在房间中间，自己就在地上盘腿一坐，开始翻看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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