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恐天下不乱的媒体在第一时间以“张然炮轰影评界”为题，对张然的反击进行了煽动性地报道，企图将战火引向整个评论界；而他们似乎真的成功了。
张然的文章不但激怒了批评《正义天使》的影评人，也“激怒”了很多还没有看《正义天使》的影评人，他们纷纷跳出，加入讨伐张然的队伍，骂战进一步升级。
《每日快报》影评人亨利-菲茨赫伯特表示“黔驴技穷的张然除了谩骂影评人，已经找不到办法挽回电影的烂口碑了”；《波士顿先驱报》的影评人詹姆斯-弗尼耶尔嘲讽“张然是个需要母亲表扬而长不大的孩子，可影评人不是他的母亲”；《东湾快报》的凯莉-万斯则斥责张然炒作“《正义天使》口碑惨淡，为了拯救即将坠落的票房，张然只能疯狂炒作！”……
影评人和导演掐架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但往往都是某个导演和某个影评人之间掐，像这样的大规模骂战已经好多年没有发生过了。不管媒体，还是电影圈的人，甚至普通观众都怀着期待的心情关注着事情的后续发展。
就在这时，张然的铁杆支持者大卫-波德维尔站出来了。波德维尔在《综艺》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对谢利-克雷泽发表在《帝国》上攻击《正义天使》的文章进行猛烈的抨击。
波德维尔在公开信里写道：“谢利-克雷泽在《帝国》上刊登的对张然《正义天使》的攻击是我看到的误读最严重的文章，上一次我看到这样的误读还是有人说三池崇史的《拜访者Q》是对于核心家庭的支持。鉴于日本右翼现在正试图以任何方式阻止张然的电影在东瀛上映，并计划对电影在北美以及其他地区的上映计划起到冲击；我想要提出我完全不同的观点。我并不想纠缠于谢利错误的逻辑以及陈词滥调，我只想将《正义天使》从他自说自话的误读、支支吾吾和含沙射影中解救出来。
谢利提到了之前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但没有指出《正义天使》有什么不同。除了方令正杰出的《川岛芳子》中关于南京的充满讽喻的镜头之外，我所看过的其他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都非常糟糕：拙劣地催泪，在受害者的身份中无法自拔——应有尽有。《正义天使》跳出了这些电影的窠臼，甚至比所有大屠杀电影都走得更远。张然在电影中表现的不是大屠杀本身，不是大屠杀中的人性，也不是反战等已经说过无数次的主题，他要表现的是面对历史和真相的态度，但这并不代表他在回避人性以及反战。
谢利声称《正义天使》结合了“斯皮尔伯格式的战争崇拜”以及“中国烈士电影传统”。《正义天使》的三位主角和斯皮尔伯格，以及中国电影中的传统英雄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有意或者无意中维护了历史的真相。南京大屠杀发生在1937年，而张纯如出版《南京大屠杀》这本书是1997年，恰好六十年。六十年在中国代表着一个轮回，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在这六十年中，东瀛政府一直试图掩盖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而他们几乎取得了成功。但在南京大屠杀六十周年之际，张纯如通过自己的书粉碎了这一图谋。张纯如说，遗忘历史，就相当于二次大屠杀，对历史的屠杀。《正义天使》真正讲的就是，张纯如他们通过努力避免了历史重现，阻止了东瀛人对历史的屠杀。张然曾经说过，中国人的信仰是历史。这才是张然拍这部电影的根本原因，而不是所谓的政治宣传。
谢利指控《正义天使》是一部偷偷摸摸的软性政治宣传片，用某种方式宣传党内某个派别的态度或政策。如果真是这样，张然怎么可能用十多年的时间来打磨剧本？请问《正义天使》与不论哪派的政治家一唱一和的证据在哪里？既然指责《正义天使》是在进行政治宣传，我觉得谢利应该告诉我们证据是什么。
谢利认为《正义天使》拥有使用当代电影技术，以及制造流畅影像的自信，但又批判这些特质，因为电影不像泰伦斯-马利克的《细细的红线》那样有着反躬自省的素质。他说《正义天使》是中国版的《辛德勒名单》，用象征性的救赎把南京大屠杀强行塑造为中国版的犹太种族屠杀。谢利没有明确地说，但他似乎认为“斯皮尔伯格”和“好莱坞”是近义词，而张然的错在于跟随了斯皮尔伯格的脚步将观众震撼得完全处于被动状态、从而把意识形态当作历史。我不想要在这点上多作文章，但我必须说这是屁话。这充分表明谢利不了解电影史，以及对电影语言的无知。
事实上，《正义天使》避免了自命不凡的说教，而且结构是流动的，焦点间歇地在在三个主角，以及两个时空之间转移、同时又不断地回到全局，让这部影片完全不同于任何好莱坞影片。《正义天使》有技巧地展示了一系列得与失，而且自始至终试图给予角色心理深度。电影整体风格冷峻内敛，带有强烈的纪录片风格，让人想起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时期的电影；而影片中重复的、有节奏的蒙太奇呈现冷漠的围观者的面孔，让人想起20年代苏联的蒙太奇实验而不是任何美国电影，哪怕是支持共产主义者的电影如刘易斯-迈尔斯通的《北方之星》。给谢利留个功课：看一下唐-希格尔的《突击魔鬼岭》以及对塞缪尔-富勒的《铁血军营》的导演剪辑版，然后再来谈论好莱坞怎么重现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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