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谓孤城难守，没有其余城池互为犄角的支撑，洛阳城已然岌岌可危矣。
更别说整个浩大的中原战场之上，简直燃尽了战火，将士们死伤如积，凄惨异常，局势已经坏到了一定的地步。
若是建奴的攻势仅在中原占优，那吴师麟等凤翔军将领倒也还可接受。
可惜，多尔衮此次攻伐仍旧选择了与上一次一样的三路齐进之策，鞑子的大军不仅在中原肆虐驰骋，整个大顺朝与清廷的接壤之地，基本上都要面对着敌军的征讨。
只是早已想明白了这一切，做好了心理准备的吴师麟等将却怎么也没想到，山西局势的崩坏却更早到来了一步。
本以为最先支撑不住的中原地区撑到了今天，早先占据大优势的山西大顺军却兵败如山倒，其兵势骤然跌落谷底。
原来就在吴师麟还在为豪格带领的中路建奴军忧愁之际，山西的情报却带来了一个更坏的坏消息：就在汾阳伯张天琳刚刚与唐通对阵并取得优势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柱国公陈永福、平南伯刘忠、淮候刘国昌、平阳总兵游建元等部全都陷入到了对敌颓势之中，甚至连续败了几场大的战斗，伤亡十分惨重。
由于大同府的特殊地形，在天险恒山与山中关键隘口清军的阻隔下，大同盆地就形成了一个封闭的战场，如此一来在减轻了张天琳压力的情况下，大同府内部的胜负短时间内已然影响不了南部的战局。
因而鞑子北路军统帅巩阿岱哪怕在抵达太原之后，收到了唐通的求援信，也是没有发兵救援，根本不理会大同府的张天琳兵势的进展。
巩阿岱认为，如今只需要将山西方面最能打的张天琳部封锁在大同府即可，不然随随便便分兵驰援唐通，只会导致拖延大军的进度，损耗本就捉襟见肘的兵马。
如今他只需要在忻州盆地留下一支偏军，守卫好恒山一带的防线，再派人通知大同府东北部的宣府镇、保安州、保定府驻守军马，小心防备敌军张天琳部的偷袭便可。
再派人进京请摄政王多尔衮调配大同北面，臣服于清军的鞑靼人各部落南下，从北边土城、猫儿庄一带给张天琳压力，加之唐通部的残军，张天琳便做不得什么了。
如此正确的抉择使巩阿岱得以先集中优势兵力逐个击溃了南边的几路大顺军兵马。
像刘忠、刘国昌等人根本不是巩阿岱手下八旗精兵的对手，更何况他们几人还认为北边有着张天琳的牵制，鞑子不会这么轻易的就将后方抛下，杀向南部。
岂料巩阿岱冒了一个大险，直接将大顺军各部兵马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刘国昌最先战败，向后溃逃，整个自西向东推进的战线从最北边迅速地溃败。
陈永福与游建元部也是因为刘忠、刘国昌的退却，军心士气一落千丈，随即也被打的大败而逃。
如今接连的损伤，逼得陈永福等人不得不退入吕梁山中修整，将刚打下来的太原盆地又一次丢了出去。
获得了如此大胜之后，巩阿岱也没有做出错误的选择：北上扫除张天琳部或者西进进攻大顺军的陕北地区。
他选择了继续南下紧跟着游建元撤离的步伐，杀入了临汾盆地，猛攻介休、灵石口一带，试图再次攻下平阳府，获得战略上的优势，不仅可以从北边给中原凤翔军压力，还可以趁此时机绕过被孙谋等凤翔军将领经营的如同铁桶一般的崤函古道。
毕竟吴师麟哪怕知道中原战场的颓势，他的心中都没有太多的担忧，因为哪怕洛阳丢失了，在西京长安的前面还有硖石关、函谷关、陕州、灵宝、潼关等一系列坚城狭关的把守。
可是若是建奴又和上一次一样先行打下了山西，占据了平阳府，那么从临汾盆地前往关中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马平川，凤翔军毫无还手之力，更别说如今关中的大军基本上都被派往了中原驻守，合阳、韩城一带根本无人把守。
要是巩阿岱继续向西吴师麟反到会放下心来，因为他除了要面对吕梁山中的地头蛇：刘忠、刘国昌、陈永福等人之外，还得面对马世耀、王盼等驻扎在陕北的大军。
可惜巩阿岱不是傻子，他除了留下一些人马看守太原府之外，剩余的大军全都被他带着南下进攻平阳府。
如此一来，吴师麟终于绷不住了，他的心中犹如压了一座大山，沉甸甸的喘不过气来。
幸好，任何事都是有利有弊，不是完美无缺的。
就如同巩阿岱没有选择向西紧跟着刘忠、刘国昌、陈永福等人，斩尽杀绝山中的残兵一样，南下进攻的确可以对凤翔军产生最大的压力，但清军的后方也产生了很大的缺口与漏洞。
陈永福等人只是战败，没有被全歼，他们在此前那么艰苦的情况下都支撑了下来，更别说如今整个陕北延安府、榆林卫都是凤翔军的地盘，且与他们接壤。
所以这几部残兵随时都有可能重整旗鼓、卷土重来，甚至山西的精兵基本上都被巩阿岱带走，留下的兵马还没有此前驻守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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