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卷西疆的又一次大难来临，整个天下都要为此次建奴的进军而惧怕。
多尔衮已经有了大动作，岐国公自然不知道这一切，他还正忙着征讨张献忠。
经过了几场小型战斗之后，他如今已经杀到了雎水关附近，正在积极地吸引雎水关水师注意，策应武大定的尽忠营渡过罗江与孙守法的精武营分别进攻雎水关与罗江县城。
除此之外，张鼎也趁着自己进入到蜀中盆地，道路畅通之际，对蜀中的乱局做出了规划。
其实话说回来了，大西政权建立的初期，四川承宣布政使司的形势是极好的。
张献忠才仅仅花了几个月便夺取四川最精华的地区，所有的反抗都是一触即溃，根本阻挡不了大西军的道路。
这是因为最开始张献忠占领四川的本意是以巴蜀为根，将此地当做自己的地盘，企图凭借着川蜀为龙兴之地，向外发展。
所以，他在入川初期是相当注意争取各方面支持的，大西军打击的对象只限于坚决与大西政权为敌的部分官绅。
并且大西军进川过程中纪律严明，并不随便杀人。
这就使得，在大顺军攻克了北京之后，四川本地的官僚士绅，除了少数强硬死忠之人外，大多数都转投到了张献忠麾下。
接受大西政权官职的人员差不多有千余人，这其中其中大部分是在四川吸收的。
尽管这些人还存在不同程度的疑惧，有的甚至心怀叵测想着暂且蛰伏于大西军，但就大势而言，大西军占领四川的初期，各地社会秩序比较稳定。
就连地主豪绅既有攀龙附凤之心，又摄于大西政权的兵威，使得矛盾冲突并不十分尖锐，因此，大西政权采用暴力镇压的措施相当有限，杀人并不多。
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开始大家还能忍受互相的缺点，可一时的容忍不代表永远的容忍，首先便是张献忠等大西政权的领导层面，虽然采取了安排蜀人做官、开科取士等政治措施争取当地士绅。
但这个政权的基本施政方针却是直接损害到了官绅地主的利益，比如下令各地搜求仕宦及起送卫所世职，皆杀之，以及拘集官僚士绅罚银充饷。随着这类尖锐地政策推行，官绅地主才发现张献忠起义军虽然开基立国，可流寇之习毫无悛改
并且张献忠还走了一步更臭的棋，他领导的农民军，在地主士绅策动的叛乱面前，竟然用地域概念代替了好坏之分，把四川部分官绅的敌对行为，认定为全部蜀中士绅的行为，更是脑袋搭错筋的以为这种行为是全部蜀中百姓的忘恩负义，故而不加以区别便随意杀害。
结果呢，就造成了大西军被蜀中大多数人的孤立。因此在张献忠大西的后期，出现了一种恶性循环，既他越是感到孤立，就越加变得猜疑暴戾。而越是猜疑暴戾又更导致他不分良莠的屠杀，使自己更加孤立。
自古以来，任何一支军队想要战胜敌人，都得先有两个基本条件，即自身的团结一致和争取最低限度的盟友。
大西军在其后期基本上没有同盟者，甚至作为大西政权赖以存在的基础的普通农民，也在其所施行的暴力面前吓得远离而去，自身军队中的不稳定因素也日益增长，这正是大西军在四川站不住脚的基本原因。
除此之外张献忠与他的某些部将过于迷信武力，也是自身不得人心的因素之一，似乎只要掌握了军队，其他都不在话下，无论是粮食、物资、地盘、兵源以至人心都可以轻易地取得。
因此，他们不注意恢复社会生产，不重视维护社会安宁。
在大西政权统治的后期，川蜀百姓甚至连最起码的安居乐业、休养生息的条件都没有，比之前明更加不堪。一个拥有庞大军队的政权，只是建立在社会生产日益萎缩的基础之上，他的前途根本就是不言而喻。
而且张献忠等大西军高层人还犯了麻痹轻故的毛病，也是导致全四川群起攻之的重要原因之一。
明末农民战争的初期，各支起义军由于力量远逊于官军，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只能小心行事，相机出击，一直非常注意侦探敌情，避免行动的盲目性和遭受官军的猝然袭击，这个优良的传统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可惜的是，张献忠在自己的军事力量对官军占了压倒的优势以后，就逐渐滋长了骄傲情绪。突出地表现为麻痹轻敌，不再兢兢业业，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了。
不仅是张献忠李自成也是一样，他们的突然战败，都不是由于兵力削弱到连自己的领袖人物都保卫不了。相反，他们在受挫时都还掌握着十几万大军。只是由于麻痹大意，情况不明时硬充好汉，才造成了悲惨的结局。
因而面对着如此混乱的局势，大西、大顺、明军、地方军肆虐的川蜀，张献忠只能顽强的坚持下去，在川东南卖力镇压暴乱的地方士绅与南明兵马，并制订了一系列作战计划，抓紧时间想要赶在张鼎南下之前解决完这些前明余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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