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烜乘坐铁甲舰，在浦西最繁华的外滩登6。旗昌洋行、太古洋行、怡和公司等商业公司多位于外滩，在此设有专用码头。
下午，法国公使布尔布隆来到英国公使馆。在英国公使包令、工部局董事奥姆的见证下，与杨烜交换看法。
法军战败，布尔布隆在上海已经没有可以倚恃的武装力量。但他依然咄咄逼人，1见面便指责革命军进攻法国战船，危及洋人利益。
杨烜不想再逞口舌之勇，直截了当地说道：
“吴淞口的悲剧完全是由法方造成的。吴淞口、黄浦江是中国的领土，不是法国的领土。贵舰‘富宾号’不经告警，直接向我军发炮，违反国际惯例，违反战争伦理。
“我军行使自卫权利反击‘富宾号’，也是理所当然。当时，各国军舰都在场，知道此事的来龙去脉。领事先生如果不信，可以询问各国军舰上的官兵，也可以询问法军俘虏。”
吴淞口之战事出突然，只持续了1个多小时。此战有大量的见证者，不难查出事情真相。
布尔布隆询问了现场的洋人，绝大多数人都声称是“富宾号”先开炮，而后革命军才开炮。
在西方人的价值观里，不宣而战是1种非常无耻的战争行动。法军擅自向革命军开炮，是因为他们打心底里看不起华人，从未把华人看作是自己的对手。
不管是清军还是太平军，打仗战斗力1艘，却都非常残暴，受到法军的鄙视。令人想不到的是，革命军居然装备了先进的铁甲舰，以小搏大，凭借不怕死的战斗精神，竟然打败了法国舰队。
“富宾号”的擅自行动，使得布尔布隆丧失了道义上的优势。
尽管如此，布尔布隆依然忿恨不已，说道：
“‘富宾号’是否不宣而战，此事尚待调查。但革命军贸然进攻上海，威胁法国在上海的商业利益。革命军的行动，是对法兰西帝国的严重挑衅……”
这种帝国主义外交用语，令杨烜感到非常反感。他打断了布尔布隆的话，冷冷说道：
“革命军不会威胁法国在上海的商业利益。相反，如果我们占领了上海，将会采取更加开放、更加友好的立场。我们会鼓励工商业，积极学习西方文明，建立1个高效廉洁、开放包容的新政府。
“譬如法律方面，我们已在岭南实施新式法律，所用法律便师承法国的大6法系。怡和公司与法国商人在军火、医药、丝绸、茶叶等方面也有着密切的合作。
“敝人非常崇敬贵国的拿破仑1世，他打败反法同盟，颁布《拿破仑法典》，扞卫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为重建中法之法的友谊，我们愿意归还俘虏的两艘法国军舰，包括舰上的火炮、官兵。
“作为交换条件，法军不能反对革命军在上海地区的行动，不应再扩大事端，挑起战火。此外，为避免此种悲剧再次发生，法国军舰不得自由停靠中国通商口岸。”
外国兵船自由依靠通商口岸，严重侵犯了领土主权和国防安全。细究起来，实因满清官员糊涂、无能，以致于酿成此种弊政。
英国人发动第1次鸦片战争时，并不奢望能在各个通商口岸停驻军舰。
在南京条约谈判时，清朝代表耆英就向英方明确提出：“和议既定，永无战争。所有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5处，止可货船来往，未便兵船游弋；
“其5处之外，沿海各口，及山东、直隶、奉天、天津、台湾诸处，非独兵船不便往来，即货船亦未便贸易。均宜守定疆界，以其永好。”
英国代表璞鼎查故意淡化这个问题，声称英国兵船只留“数只常行往来，以为管理货船”。
耆英在满清贵族中向来以通晓“夷务”知名。为了早定和约，他故意回避这个问题，向朝廷建议英国在华“酌留兵船”问题，“由地方官查看夷情，相机妥办”，把此事推给了地方官。
军机处亦糊涂，不仅不批驳耆英，反而批准了耆英的建议。
在事后的中英《5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中，便有明确规定，英国“凡有此等接待官船到中国时，中国兵船不得拦阻”。
至于英国官船是否是兵船，条约上故意含糊不清，为英国军舰冒充“官船”开了口子。
自此之后，各国军舰便开始引用这款条约，自由往来通商口岸。
到1844年中美签订《望厦条约》时，便明文规定美国军舰可以自由停靠通商口岸，并获得官船免税特权。
由于满清君臣上下的无能、糊涂，外国军舰便逐渐取得了在中国通商口岸自由停靠的特权。胡适先生曾经批评中国人为“差不多先生”，真正是1针见血。
归还战舰和战俘是1种非常友好的表示，这使得布尔布隆的态度软化不少。他说：
“外国军舰可以自由依靠5个通商口岸，此事明文载于条约，哪能说废就废？再说了，中国海岸线广袤绵长，若不许我国军舰停靠5口，如何补充燃煤、淡水、食物，如何修葺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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