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局势糜烂，咸丰急于破局，急需大臣站起来出谋划策，讲常人所不敢讲，办常人所不敢办。他心里很清楚，局势至此，必须改变祖宗家法，做一番大的变动。
祁寯藻言不及义，胸无良策，最令咸丰烦感。这种人，说得好一些是老成持重，说得坏一些就是没有担当，遇事推诿塞责。
他身为领班军机大臣，讲不出对策，却先摆出一大堆问题，又给彭蕴章扣了一顶“饮鸩止渴”的大帽子。
彭蕴章脸色陡变，也不敢再多说什么。
其他军机大臣摸不清楚咸丰的态度，也都避口不谈。
咸丰帝最烦这种没有实质意义的、危言耸听的空话套话，不等祁寯藻说完，便打断了他：“祁师傅，如今正是危难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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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一出口，咸丰自觉不妥，改口说道：“如今正是艰难之际，有办法总是好的，不妨让彭蕴章放开谈谈。”
祁寯藻曾做过咸丰的老师，所以咸丰称他为师傅。但祁寯藻学问虽高，才具不足。咸丰与恭亲王争夺皇位时，祁寯藻助力不大，远不如咸丰的另一位老师杜受田。
咸丰的话表面客气，却令祁寯藻感到难堪。
彭蕴章得了圣旨，也就当仁不让，说道：“最近，六部九卿、地方督抚，乃至地方士子，屡上条陈，建议扩大团练，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譬如，湖广总督吴文镕论曰，‘为今之计，急需坚壁清野，齐心团练，官有救民之心，民有从官之乐。官民一气，何贼之不能御哉？’
“工部左侍郎，兼署刑部左侍郎吕贤基论曰，‘办团练固在乎地方官实力奉行，尤在乎公正绅士认真经理。盖官有更替不如绅士之居处常亲；官有隔阂，不如绅之见闻切近。故绅士之贤否关乎团练之得失甚巨。’
“江西士子李祖陶论曰，‘不惟省会有兵，各郡亦皆有兵，兵皆如父子兄弟之相依，耳目手足之相习，贼必闻风不取入境而亦有以待之矣。’
“……”
彭蕴章一口气举了三个人的例子，一边说，一边留心观察咸丰的神情。
此人文思敏捷，过目不忘，看过的折子，能够一字不差地背给咸丰、同僚，令咸丰刮目相看。
彭蕴章主张扩大团练，显然是有备而来，所举例子都是精挑细选。
吴文镕是湖广总督，担任督抚十余年，是道光、咸丰两朝的名臣，与林则徐“并天下望”。他还是曾国藩的座师，为国举贤，曾大力提拔胡林翼、江忠源等湘军大佬。
吕贤基是京官里有名的干吏，在安徽籍官员里非常活跃。他这个主张办理团练的奏折文笔流畅，说服力强，在京师里广为流传，影响很大。
但实际上，吕贤基的这份奏折并非出自本人，而是由他的同乡晚辈李鸿章所撰。
此时的李鸿章科场得意，中进士，点翰林。但他认为天下即将大变，只有掌握兵权才能封侯拜相。所以，他极力怂恿前辈吕贤基上条陈，想回乡办团练，在战场上博取功名。
吕贤基不以为意，喝过酒后便在李鸿章的奏折上签了名。没想到，李鸿章文笔太好，这封奏折在京师炸开了锅，吕贤基反倒有些骑虎难下了。
李祖陶虽是个在籍的士子，却是有名的文学家，在士林文坛上很有影响。
这三个人，吴文镕是地方封疆大吏，吕贤基是京官，李祖陶是民间士子，却一致赞同扩大团练。由此可见，扩大团练，已是有志之士的共识。
但怎么扩大法，却是有讲究的。如果不加以限制，很容易造成兵权下移，危及中央权威。所以彭蕴章深思熟虑，多方考评，向咸丰建议道：
“为了应付危局，扩大团练已是势所必然。皇上曾经谕令，团练‘一切经费均归绅耆掌管，不假胥吏之手。所有团练壮丁，亦不得远行征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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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长毛肆虐，各地军情紧急，时常长途征调团练。譬如，现今的湖北按察使江忠源，早年便以团练起家，曾率领五百团练赴广西作战，在蓑衣渡之战中击杀了长毛伪南王冯云山。
“所以，团练经常出省作战，已经事实上突破了‘不得远行征调’的禁令。臣以为，应当顺应时势，明令允许团练出省作战。”
江忠源堪称是湘军鼻祖，举人出身，1844年便在湖南新宁老家办理团练。他是曾国藩的好朋友，年轻时刚直豪爽，好赌成性。
有一年，江忠源进京求见曾国藩。曾国藩听过江忠源的“恶名”，拒不接见。但江忠源巧言令色，曾国藩只得接见。见面之后，两人论及时事，相见恨晚。
江忠源走后，曾国藩就说“吾生平未见如此人，当立名天下，然终以节烈死。”而江忠源，果然在皖北战死，死于太平天国?王胡以晄之手。
咸丰帝即位之初，诏令部院九卿举荐贤才。江忠源在曾国藩的推荐下，入京朝见皇帝，但不久便因父亲去世，辞职守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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