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学术）何新？
何新的学术研究，是他在“知青时代”靠系统阅读马克思、黑格尔、康德的名着起步的。但也是在这个时候，他意识到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命运和使命的；同时又通过阅读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等着作，意识到中华民族也是有自己的命运和使命的；致力于中华文明的复兴，就是他认定的这两个使命的结合点。不过，如果仅凭这些在当年“解放全人类”的意识形态梦幻话语氛围下并不难产生的青春抱负，并不能注定何新后来能在学术上有多大作为。而幸运的是，在研究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的过程中，他形成了自己的“泛演化逻辑”体系。遥想当年（1978年）刚入读大学3个月的何新，被误以为是“老学究”而受邀列席全国第一届逻辑理论研讨会，就不能不承认，共和国第一代人的知青岁月，虽然给1980年代初的中国文坛带来了“伤痕文学”和此后彻底否定新中国前30年乃至中华文明5000年的种种“情结”，但也给何新馈赠了受用一生的学术研究的逻辑工具。他平生在学术思想界卓尔不群、独树一帜，也是这种迥异于他人的逻辑视角使然。1988年，他曾对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夸下海口：“我认为自己已掌握了一套方法，如果老天爷给我时间和机会，我有志刷新一代学术”，其底气也在这里。他的“新理性主义历史哲学观”，正是这种逻辑思想的应用和延展。历史学是哲学及各种人文学术的基础。古人说“六经皆史”，而何新的所有着作其实也都有着历史学的视野、底蕴和风格，都遵循着建立各种历史和当代社会现象的逻辑演化或逻辑联系的内在理路。概而言之，何新（学术）何新？就新在这里。
当他骑上自己的“泛演化逻辑”之马闯入中国学术界以后，惹下的第一个“弥天大祸”，就是在1981年发表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与社会发展的五阶段公式》（认为马克思的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命题的实质，就是关于东方社会制度的特殊性，特别是中国历史以及中国文化的特殊性问题。抽象于欧洲历史的社会发展规律不适用于中国历史，例如中国古代没有经历过希腊罗马那种普遍使用奴隶作为生产工具的社会制度。斯大林提出的社会发展五大阶段公式不适用于中国，应当予以推翻），从根本上动摇了斯大林主义在中国史学领域的统治地位，实际上也是瓦解了中国当代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根基——既然“五阶段公式”（规律）不成立，那么我们并不一定是处在更高的社会进化阶段，那我们的历史方位何在？既然中国先秦史上并无典型的奴隶制、秦汉以后也无典型的封建制，那么中国的历史演进规律相对于欧洲，究竟是一个什么特点或特色呢？这不仅给何新自己、也给中国的整个学术界提出了重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巨大课题。
与此同时，西方话语蜂涌而入，迅速填补了斯大林主义和中国革命意识形态退潮以后的话语空间。此时的何新，也驾轻就熟于自己扎实的西学基础，在《读书》杂志最早发表文章推荐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当时多数学界精英还不知道顾准是谁；1983年发表《中西学术差异：一个比较文化史研究的尝试》；还接连发表了揭露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的种种弊端的系列学术演讲（后结集为《中国文化史新论》出版）。作为1980年代“文化热”的肇始者之一，何新当时与其他学术精英“言必称西腊”的套路基本上并无太大区别，无非是与西方历史比较，中国传统上这也没有、那也不足的套路。所以何新并非先知先觉者。但不同的是，他索绕心头的中国历史的特点、特色始终挥之不去，对东方复兴、中华复兴的趋势、机会、路径的探索始终没有放弃。他后来回顾道：“在那前后黎澍先生的一句责骂：你通读过24史吗？你读懂了13经吗？对我乃如醍醐灌顶。离开黎澍以后，我即试图以新的学术眼光，包括学习西方人类学、语言分析方法，深入读史、读经，重新解读中国传统文化。《诸神的起源》等着作就是这一研究过程的结果。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发现和重新认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重新理解和评估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同时我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这一意义重新解读近代中国革命，我日益相信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承担着伟大文化使命的特殊民族，并且决心致力于这个民族的文化复兴。”从此，他一头扎进华夏上古经典的故纸堆之中，历经20多年没有停歇下来。在这个人类真正的历史源头里，他找到了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找到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找到了中华民族的独特命运和对人类承担的特殊使命。
不过，何新虽然写了近30部历史专着，但大部分都是对华夏上古史的考据和重构、对先秦经典的重新解读，而没有一部类似黑格尔《历史哲学》和在俄罗斯思想家那里常见的《俄罗斯的命运》之类的专着，甚至也没有写过系统体现自己独特视角的《中国通史》或《华夏上古史通论》之类的着作。但他的史学体系是名副其实的大历史，其中包含了重塑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所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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