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兵沿长江南岸，一路攻城掠地。采石即下，再往东便是金陵府境。此时，赵匡胤便令王明为岳州、池州巡检，以为西路军主帅，负责盯防唐军湖口守军；再以曹彬和潘美为中路军主将、副将，会攻金陵。
在李丛益的算计下，与历史相比，宋军的进展虽然相当，但损失却要大上一些。主要就是攻当涂时，遇到了当涂军有准备的抵抗，曹彬比历史上多付出了一倍多的时间，以及两倍多的人员伤亡。
唐军的损失减少，则是因为采石浮桥建成即毁，金陵朝廷就没有急令润州镇海军（水军）和天德军（步军）水陆并进，会攻采石，从而这两份军未遭覆灭，此时暂在金陵。
金陵此时才全力动员，积极备战，同时晓喻各地谨守防区，未经命令，不必进京勤王。
不过，这道命令实际上是下给湖口的朱令赟听的。湖口的十万大军，是保障南唐江西稳定的柱石，也是南岸宋军不得不防的一大压力。若是仓促回援，被此时锋锐正健的宋兵歼灭，那这金陵保卫战便没法打了。因此，尽管李煜很想让朱令赟来金陵，但一堆人拦着，李煜便也认了。
金陵朝庭没有要求宁国军进金陵，常州刺史禹万诚便要求李丛益遵照承诺，率军援常州。不这这时吴越军还没从杭州出发，李丛益自然也不急。
李丛益要充分利用这段时间推行新政改革。李丛益的新政改革，思路只有两条，一曰提升税收汲取能力，二曰打造经济有为政府。
北宋王安石变法，其目标也是上述两个；但又有不同。王安石变法，本质是通过政府的有形之手介入经济生活，从而全方位提升税收汲取能力。王安石变法之后，税收汲取能力确实大幅提升，有效解决了困绕宋朝的财政赤字问题。但王安石变法当然是不可取的，因为财政多出来的钱，是从底层民众牙缝里抠出来的，它使得宋朝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宋朝旧党说王安石变法，是与民争利，正中新法之要害。
因此，李丛益自然不会犯这方面的错误。唐宋交战之后，宣州府便接二连三的发布政令。不过此时，金陵朝庭自然是没有心思来管的。
为提升税收汲取能力，宣州府一方面全面推行税制改革，取消苛捐杂税如火耗、脚钱、仓税等，徭役、摊派等非货币税种。这些苛捐杂税官府所得为一，豪强胥吏便能得十，这种恶政自然留它不得。同时建立了增值税（包括消费税、关税）、所得税（企业和个人）、财产税（契税、房产税）、农业税和人头税五大类税种。农业税（田税）是当世最一大税种，此时自然不可能取消，而且李丛益还要从严征收，防止地方豪强偷漏税。人头税东西方皆有，若用得好，就是分家析族的好税种，能够逼着豪强不得不析族分家，没有围绕主干的紧密大家族，只有分散的大家族，那豪强大族的影响力自然就会大幅下降。另一方面则是广设乡镇。县所辖地域太大，从县治到乡间，有的地方乘船骑马几天都走不到，在这样的信息传递效率面前，自然是皇权不下乡。当世其实也有一种类似乡镇的设置，名为巡检司，但职能实在太简单，就是收税和治安，而且只在某些天然形成的重镇才会有类似设置，然后往往掌握在地方豪强手里。李丛益的乡镇则是县府的派出机构。
在打造经济有为政府方面，一方面是围绕增值税做考核，允许县级政府设置土储公司和投资公司，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另一方面则是对州县乡镇进行定岗定编定员工作，核心则是设置副职以分权、设置部门以制衡。
为了配合上述两方面工作，李丛益又推行公务员考试。
整个十月和闰十月，作为试点的宣城县，县府人事一直乱糟糟的，但一些重点工作则在快速推进。道理很简单，以前州府只能找知县，知县找师爷，师爷找胥吏，胥吏找衙役，这么套机制，干点儿稍微复杂的事就不成。现在，侯弘业这个知县，或者说县长，看起来多了几个副县长分了他的权，但是有什么事就可以找副县长了。而副县长又可以找他分管的这个局，或者把任务直接压给乡镇。
在闰十月，宣州州府的改革也开始了。李丛益当然还是自任州长，任了唐浦泽为第一副州长，但是高景同则为常务副州长，又把徐建章和侯弘业也提拔为副州长。当然，这些职务名称，也就是宣州内部应用，出了宣州那就没人认了。不过这一套东西管不管用，身在其中的人最是清楚。
李丛益在州县设了一堆机构，增加了大量官职，可以说是官帽大派送，本应是皆大欢喜的事，但也不是没有杂音。比如宣州文化教育局的局长位置，本来应该是非文学博士周元基莫属，但周元基完全不认可李丛益在宣州推广国公府小学那一套。那也罢了，周元基还公开唱反调，便在竞聘会上也出言不逊。 这书生脾气上来，便是高景同也说服不了，最后李丛益恼了，直接把他一撸到底。周元基便欲去金陵告状，不过黄光一的安保司早就盯着他了，离宣州境前就把他控制住。李丛益既不愿意杀他，也对安保司的自作主张略有不满，便放了他。不过此时唐军连败，宋军兵锋直指金陵，周元基倒也不敢再带家人去往金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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