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恩认为蜀、凉二王之所以能够反叛，是因为悼帝给予蜀、凉二王在封地的权力较大，能够“关白所在”，且当地守将受悼帝委托，“必遵从二王”，因而认为君主对诸侯王进行分封时，“不合使之专方”。而考察开阳年间秦太宗在并州的情况，无疑与匡恩指出的蜀、凉二王的问题相符合，也与匡恩所反对的“专方”情况相符合：
十五年春，以为并州牧、都督并州诸兵事、太原留守。太宗在太原，修整武备，挑选果勇，培植良马，冶铸兵器，拣精锐七千二百人，分为九阵，每阵八百，日夜操练，遂为天下精兵，号曰“八百阎罗”。太宗自领中阵，部将陈瑞、公孙禾、何超、胡珍、马境、费徐、姜萃、佯登，凡八人，各领一阵。[（西秦）杨聆撰，（西秦）都云令注：《前秦书》卷4上《太宗本纪上》。]
天下既清，高帝以并州环抱山河，四塞之地，进则御胡虏于沙漠，扞中原之谧然；退则守京师之北藩，作金銮之屏障，故而以为若使异姓居之，恐生风尘之变，遂留今上为并州牧、都督并州诸兵事、太原留守。[（东秦）河东太守撰，（西秦）张乐校：《开昌实录》卷上。]
由上可知，当时秦太宗在并州既有行政权（并州牧），又掌握着当地的军事力量（都督并州诸兵事），同时还掌控着重镇太原（太原留守），甚至可以自行组建军队（八百阎罗），足见当时秦太宗在并州权力之大，称之为“专方”，似无不可。在这种情况下，匡恩察觉到秦太宗的威胁，因而主张要重视对诸侯的防抑。
再如匡恩主张要重视太子位置的安稳，这和秦初太子位置的不安稳是有密切关系的。匡恩指出：
夫明宗固为贤主，然其梓宫未殡，内城草扰；薤露方歌，外使造逆，厥失其何在乎？盖以其长秋虽立，而青宫竟空，正嫡未定，少阳无主，至于诸臣有所疑贰，朝野难测新君，遂速内外之喧哗，遗愆过于身后。以是知冢守之安，非惟系其家，亦关乎天下云，能不重之耶？[（东秦）匡恩：《续梁纪》卷3，（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18，“论曰”。]
匡恩认为，明宗刚刚去世，洛阳宫廷就发生了宫变，是因为当时“长秋虽立，而青宫竟空，正嫡未定，少阳无主”。开阳年间，当然是有太子的，“青宫竟空”“少阳无主”似乎不合当时的时代情况，但如前所述，秦高帝未立皇帝，秦序只是长子却不是嫡出的长子，这无疑影响着秦序太子位置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匡恩主张应该重视太子位置的安稳。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匡恩的主张基本都与秦初开阳年间的时代现实与政治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匡恩提出这些主张，主要为了太子秦序的利益而服务，当然，进而也是为了自己服务。但只提出这些主张是不够的，当时能够决定秦序太子位置是否稳定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时为皇帝的秦高帝，因此，匡恩如果想使得自己的主张能够成为现实，就必须要让秦高帝了解和认可这些主张，因此，匡恩在完成《续梁纪》后，即把该书献给了当时的皇帝秦高帝：
臣兹谨奉敝稿，奏献至尊，诚惶诚恐，顿首死罪……臣太子中庶子、平原匡恩，毕此书于开阳十七年六月，敬呈于大秦皇帝陛下。[（东秦）匡恩：《续梁纪》卷5，（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20，“序曰”《总叙》。]
根据开阳十七年后的历史，秦高帝在了解到匡恩的主张之后，是作出了部分回应的。如秦高帝同意了太子秦序的请求，使他挂帅讨伐鲜卑，就是为了为秦序树立功名，从而对太子秦序进行培养，这无疑是对匡恩的主张的回应。不过，对于匡恩的其他主张，秦高帝似乎并未作出太多回应。开阳十七年以后，秦太宗在并州的权力并未受到削弱，秦高帝也没有册立皇后。因此，秦高帝对于匡恩的主张，是部分地采纳，匡恩的主张因而也部分地影响了开阳年间的政治形势。
结语
《续梁纪》作为东秦士人匡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其在梁秦史学的发展道路上自然有其自身的定位。《续梁纪》既是匡恩个人的历史撰述作品，同时也是梁秦时代史学发展的产物，其内容反映了梁秦史学的发展情况，是梁秦史学发展的一面镜子，《续梁纪》的史论所反映的史识的进步与史观的倒退其实也与梁秦史学的情况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旧梁书》，到《盛梁纪》，再到《续梁纪》，梁秦时期的编年体史书都较为注重史论的思辨性，这是梁秦史学的特征，也反映了梁秦时期史家的历史思考与当时史学的发展进步。而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梁秦时期史学的重要成果，如《温书》《旧梁书》《续梁纪》《新梁书》《前秦书》等，往往是在古代王朝官方控制下进行修撰的，其难免要为王朝统治者服务，因而导致其在宣传王朝正统性的驱动下，秉持着错误的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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