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已有些许西斜的太阳照射之下，奉天门西南角的右顺门的一排瓦檐，将阴影投在东边的地面上。
换了一身道袍的弘治皇帝，端坐于右顺门的临时摆设的御座上，嘴巴紧闭，双目注视着前方，神情显得有几分肃穆。
朱厚照站在他左手边仅一步之遥，亦沉着脸。而萧敬一往早朝那般，微躬着身在朱厚照左侧两步之后而立。
此刻，站于右顺门之前的文臣武官，只不过数十人而已，远远比不上早朝之时。
虽然也大致像早朝一样站成两列，但众官明显并没有早朝那么拘谨。
品阶高的文官基本在场，包括内阁的徐溥、刘健、李东阳和谢迁这四位阁臣。
而六部七卿，则有十二员。而科道言官，虽然品秩不高，却几乎全员到场。
而前来朝参的武官勋戚，却少之又少，仅得英国公张懋和泰宁侯陈璇等数人，朱厚照的舅舅张鹤龄和张延龄不见踪影。
相比于大量的文臣武官不朝参，让朱厚照更感意外的是，被他在文华殿两次“赶走”的杨廷和，居然出现在这一群数十人的文臣武官之中。
一个小小的正六品翰林侍读，也来凑热闹？而且翰林院也只得他一人前来。
今日的午朝是议御寇安边之事，难道他杨廷和要代表翰林院进言一番？但是，边事与翰林院又有何关系？
按规例，午朝所议的多为紧急之事，作为掌管奏章进呈的通政使司官才一定要朝参的，其他官员随各自意愿，朝参与否，都不会被登记在册。
午朝的礼仪也相当宽松，诸如低声交谈、咳嗽之类，就不算违礼，完全没有早朝那般严苛。
只要不做出僭越之事，就不会有纠察礼仪的鸿胪寺官和御史来找麻烦。
弘治皇帝登位之初，午朝是在左顺门召开的。
后因朱厚照出阁读书，他腾出文华殿，搬至武英殿，同时更将召开午朝之地挪到与武英殿相近的右顺门，亦即恢复为太宗文皇帝时的规例。
国初之时，大明的常朝分为早、晚两朝。但晚朝并非晚上举行，是在申时，亦后世的下午三时至五时。
宣宗章皇帝时，对“晚朝”作了变更，不仅将召开的时辰提前至午时之末，还改称“午朝”。
有明一代，能一日两朝的皇帝，除了国初那几位外，还真找不出有多少继位者亦能如此。
大多数的继位者，连早朝都不召开，更何况午朝？
最离谱的，就非“家净”两爷孙莫属了，两人不早朝的岁月，加起来将近五十年。
其实，弘治皇帝加开午朝也是甚为难得的。
为何会说“难得”？
在登位之初，弘治皇帝也曾尝试恢复午朝之制，大有勤政之象。
然而仅两年多，就厌倦不已，时罢时复，在弘治三年便着礼部完全罢了午朝。
去岁，京师的各部司就以“天显扫星、西南地震、边患再现”等事启奏，恳请弘治皇帝重启午朝，以勤政的姿态回应上天的警兆。
不过，弘治皇帝不仅摇头拒绝，还让群臣以后也不要再提，所以在群臣的眼中，午朝是毫无恢复的迹象。
但弘治皇帝竟然于今日主动加开午朝，这自是难得之事。
按理说，午朝重启，期盼以久的文武群臣应该是喜不自胜，踊跃进言才对。
但此刻，站于右顺门之前的文臣武官都沉默不语，几乎每个人的脸上均带着一丝哀伤，气氛竟然比早朝之时更为沉闷。
又过了片刻，弘治皇帝终于开口，打破了右顺门前的沉默：“倪卿家病逝，朕亦痛心不已。然虏贼猖獗，卿等应尽心献策，共议御寇安边之事，议事吧……”
一名站于御座右侧数步远的通政使司官员，随即嚷了起来：“议事……”
话音刚落，一文臣已站了出来。
朱厚照仅瞄了一眼，便已知这文臣是谁。
站出来之人，姓王，名鏊，字济之，吴县人士。如今的职官为吏部侍郎，亦是朱厚照的讲读官之一。
王鏊，世称震泽先生。自幼聪颖，悟性甚高，八岁已读经史，十二岁能作诗，十六岁入国子监就学。
王鏊在国子监时，侍郎叶盛、提学御史陈选就对他的才学甚为赏识，常称其为“天下士”。
成化十年，王鏊在乡试轻取解元，次年的会试更得中会元。翌年春闱，却因制艺有犯讳之嫌，与状元失之交臂，不过仍以一甲第三名被授为翰林编修。
弘治四年，因参与编修的宪宗实录顺利完成，王鏊得以升任右春坊、侍讲经筵官。
自朱厚照出阁读书开始，王鏊除了担任讲读官外，还被弘治皇帝钦点兼任太子谕德一职。
何为太子谕德？教谕皇太子道德的。
这数年来，他在朱厚照身边“转悠”的时辰，可要比其他讲读官多得多，朱厚照对他的“唠叨”尤为深刻。
只见王鏊朝着弘治皇帝躬身行礼，朗声说道：“皇上，臣吏部侍郎王鏊进言……”
略一顿，他又道：“愚以为，虏贼不足为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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