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的含义是，司马安觉得杀光那四十余万人，他砀山军大概还能剩下五成左右。
不得不说，这绝对是“最有利的估计”，偏袒到就连身为当事人的司马安都感觉有些脸红的地步。
但赵弘润根本无所谓，毕竟这笔账，他摆明了是赢的。
“嗯，杀敌四十余万，自损六千……呵呵呵。”他意义不明的笑声，让司马安倍感尴尬。
“不过无所谓。……话说回来，本王这边选择怀柔之策，战绩是『杀敌四十余万、不损一兵一卒』。那么问题就来了，大将军真以为，这两者的优劣势，仅仅只在于那六千人的自损么？”说到这里，赵弘润摇了摇头，正色说道：“不，这两者优劣势的差距，撇开那六千人的自损外，还得包括收纳入我大魏的四十余万楚民。这四十余万人，在归降我大魏后，每年上缴户税，便可达千万大钱。……二十年后，这四十余万人，便会变成六十万，甚至是八十万，一百万人，其中，男丁至少有十万乃至二十万的数目，这就意味着，我大魏可得至少十万的兵源……”
在随后的时间内，赵弘润详细地向司马安计算那一笔笔由那四十余万楚民所产得的“好处”，每算一笔，司马安的眉头便皱紧一分。
待算到最后得出明确的结论，即那四十万楚民可供养起三支像砀山军的这样的军队时，司马安屏着呼吸，一言不发。
毕竟在赵弘润证据确凿、条理分明的“证据”面前，他实在无从反驳。
最后的最后，赵弘润诚恳地对司马安言道：“大将军，我大魏国民仅八十万户左右，国民数量约在六百万左右。而南边的楚国，其国民却是我大魏的三四倍，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么？……这意味着，楚国若是真欲对我大魏展开灭国之战，十名农民中招募一人参军，便可以招募至少两百万人的军队。两百万人，对于我大魏而言，这是什么概念？这相当于我大魏三成的国民，相当于我大魏超过一半的壮年男丁，约六到七成左右……更关键的是，若是我军得胜而楚军战败，则楚国仍然有充足的兵源，甚至于，只要二十年工夫，他们便可恢复这一仗的损失；而倘若是我国战败呢？国内约六到七成的男人战死疆场，到时候，会有多少户吃军饷的军户人家会饿死？这个后果，别说二十年，恐怕百年都不见得能恢复元气。……若是我大魏的国民人口亦如楚国那般，哪怕一时处于劣势，亦仍有退路，反之，一旦战败，便是国破家亡，这就是国民人口多寡所造成的直接影响，亦是本王主张吸纳外族人的原因，大将军，这么说你能理解么？”
司马安闻言默然不语。
赵弘润都将这个道理分析到这种程度了，他又岂还会不明白。
可问题就在于，若是他认可了赵弘润的这个观念，这就意味着，他原先的观念将被颠覆，以往他所坚定不移的信念，将会彻底坍塌。
当然了，这并不表示司马安以往的信念有何错误，毕竟他身为一位大将军，杀死外敌、排除一切可能会威胁到魏国的势力，这并没有错。
只不过，他司马安是站在『将军』的立场看待这件事，而赵弘润，则站在更高的位置，从『君王』的角度看待问题罢了。
对于一位君王而言，首先采取的永远是怀柔之策，情非得已动用武力，那永远是最后的选择，毕竟自古战争『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嘛，一位贤明的君王，绝不会动不动就兴起战争，除非是别有所图。
比如，将国内百姓的阶级矛盾转嫁到对外战争的矛盾上去，缓和国民情绪；亦或是通过外交途径却无法解决问题，唯有动用武力等等。
因此，赵弘润与司马安的观点其实都没有错，区别仅在于他们看待事物的角度不同罢了。
“我大魏，迟早会收复三川的，这一点，本王可以向大将军保证。但是，本王会选择更加柔和的方式，将三川之民接纳到我魏人当中，逐步使其心悦诚服地成为我魏人中的一员，就如数百年前的梁国人与郑国人……”
『……』
司马安闻言望了一眼赵弘润。
倘若说换做其他人，他并不会相信，可换做是这位去年击败了楚国，并成功将四十余万楚民拉到魏国的肃王，司马安仿佛隐隐有种『这位肃王殿下的确能办到』的错觉。
但与此同时，一股怅然若失的感觉亦浮起于司马安的心头。
“即是说，某……无用武之地了么？”(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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