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朝有个很出名的博士，叫潘徽，此人精通“三礼”。
所谓“三礼”，是指《仪礼》、《周礼》、《礼记》三大儒家经典。昔人谓《周礼》、《仪礼》系周公所作，《礼记》则系汉戴德(人称大戴)、戴圣(人称小戴)叔侄所删记。
之前隋陈通好的时候，隋朝往陈朝派使者，每次都派有学问之人，以彰显大国风范。
相应地，陈朝也选高人接待，绝不示弱。
有一次，隋朝派去了一名礼学家，陈朝便派出潘徽接待。
两人一交谈，潘徽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将隋朝派过去的理学家说得理屈词穷昂，心服口服，从此，潘徽的名声便传到了隋朝，就算杨安也久仰大名。
只可惜杨安现在没空去见潘徽，拉拢儒家知识分子的重担交给了太子。
太子降尊纡贵，亲自上门拜访潘徽，两人一番探讨后，成功将潘徽罗致在自己的幕府之中。
随后，太子让潘徽领衔休《江都集礼》，担任主编。
潘徽当主编后，很快拉拢了许多江南着名的文人，共同执笔修《江都集礼》，以及编纂整理其它书籍。
就这样，太子以潘徽为榜样，成功拉拢一批江南儒生过来，为他服务。
儒学是江南旧陈的社会基本根基，太子把儒生笼络住了，对整个社会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
太子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拉拢佛教高僧。
江南佛教发达，当年梁朝的梁武帝曾四次舍身同泰寺当寺奴，后来的陈后主也热衷此道。
连皇帝都如此信奉佛教，江南百姓更是佛教徒遍地都是。
既然太子要收服人心，自然要借助佛教的影响力。
很快，太子就找到一位着名的佛教领袖，智顗（以读音，安静，庄重谨慎之意）大师；
此人连陈后主都非常敬重，曾经把他接到宫里去，行三拜之礼，请他讲经说法。
太子派人去请智顗大师，自称弟子杨勇，请大师到江都弘法。却被智顗大师婉言谢绝。
若是换做以前，太子很可能会生气，甚至冷落智顗大师，置之不理。
但是在杨安的长期熏陶之下，太子已经日益成熟，做起事来也开始讲求谋略。
太子换位思考，很快看出问题所在。
智顗大师毕竟是佛教领袖，也是个一身傲气的人物，征服者高高在上发出的邀请，他岂肯轻易接受？
想通了这点，太子便有了足够的耐心。
太子拿出刘备三顾茅庐的精神，亲自上门邀请，而且一次比一次恭敬。
如此反复三次之后，智顗大师终于答应出山。
太子为了表示对智顗大师的尊敬，特地在扬州总管府内搞了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
欢迎仪式最大的亮点，就是搞了一个千僧会，组织一千个高德大僧迎接智顗大师。
在欢迎会上，太子正式拜智顗为师，受菩萨戒。
智顗大师给太子起了个法号叫“总持菩萨”，期望太子“持善不失，持恶不使起”，成为留在红尘、拯救众生的菩萨。
师父给徒弟起法号，徒弟也得给师父上尊号。太子给智顗大师上的尊号是“智者大师”，称赞师父大彻大悟，全知全能。
太子对智顗大师的态度，也代表着政府对佛教的态度，由此受到佛教界的一片好评，逐渐得到全社会的认可。
太子对儒家知识分子的尊重，以及对江南佛教的提倡，都以润物细无声的施政方式，潜移默地改变了江南人的看法。江南的民心，渐渐有所平服。
那些之前因政府措施不当而有怨言的士族百姓，由于太子的怀柔政策，民怨日减，民心重新向着政府。
在武力平叛方面，叛军在杨安所率十几万政府军的围追堵截之下，东躲西藏，疲于奔命。
更要命的是，造反之初，他们不论到哪里，都会受到老百姓的欢迎，心甘情愿送上钱财和粮食，支持他们造反。
而现在，情况已经变得越来越恶劣。民心不再向着他们，他们缺钱缺粮。再遇到老百姓，也是冷眼相待。
他们当初造反喊出的口号就是为了老百姓，现在总不能去抢吧？
就算真的去抢，也会遭到老百姓的拼死反抗，百姓们一传十十传百，他们还有什么脸面见人？
江南反叛的军队，现在已经陷入两难的境地，一方面要应付政府军的围剿，疲于奔命，另一方面又不得民心，被老百姓孤立。
就在一众大大小小的反叛军左右为难的时候，杨安派出的使者找到了他们。
使者带来杨安的亲笔信，信中的主题只有一个：招抚。
在信中，杨安推心置腹地告诉叛军，站在他们的立场考虑问题，对他们当初的遭遇深表同情。
杨安在信中重点指出，你们现在的错误，实际上是政府有错在先，但现在政府已经意识到错误，并且正在改正，相信现在的民心向背，你们也已经看出来了。
其次，杨安真诚恻坦地告诉叛军，只要你们放下武器，将来绝不会再发生“官逼民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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