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们再来看《易学基础教程》的作者通过“李学勤先生对此做了一个检验”所得出的说法和李学勤原初的说法：即“受宠得当，无所不利。而且君子居之，人民赖以安定，好像乘上车舆一样。这与要贞问的事情正相一致，而且大吉大利”和“方鼎铭载中受昭王恩宠，赐以采地，占问当地之人是否臣服，这用上述《周易》爻辞来占，再合适也没有了。剥六五爻辞云受宠得当，无所不利；剥上九爻辞又说君子居之，民赖以安，如得乘车舆，与命辞对照，也是大吉大利。中把这一占筮铸于彝器，是合乎情理的”。
《易学基础教程》作者和李学勤的这些说法，是通过对今本《周易》《剥》里的两个爻辞内容所作出的解释说法。假使他们这种理解的准确，但也与“中方鼎”铭文里的“唯臣尚中臣”不大关系吧？况且他们把《剥》里的两句话，从翻译理解上，既断章又舍字，即把“贯鱼”舍弃不译。却不知又如何得来“君子居之，人民赖以安定”这种说法根据。又怎能与“好像乘上车舆一样”有关呢？并且《剥》里也没有“大吉大利”的表述。而恰恰相反的是，《剥》的命题是“剥，不利有攸往”。即使今本《周易》《剥》卦里的这两句爻辞之意也与“中方鼎”铭文所记的赏赐之事不搭边，如何能认为“这与贞问的事情正相一致”呢？也非是“合乎情理的”。本身“中方鼎”里出现的两个“六联体”符号，并没有出现与《周易》里的《剥》、《比》中相同的爻辞，也没有所谓的“卦”名称，怎能认为“代表的就是《易》的卦象”呢？况且《易学基础教程》所引用李学勤做的一个“检验”。还还原成《剥》和《比》两卦符号，而认为“中方鼎”上刻写的是《剥》与《比》两卦，依《左传》和《国语》的筮例，认为它们之间应该是变卦的关系。对于《左》、《国》里的筮法说法，我们已在前面的“《周易》文本说”里涉及过，已知《左》、《国》里记载的筮例并不是“变卦”筮法，而春秋《周易》文本里的《剥》中也没有以“比”作繇题的，《剥》之《比》说法是个想象的错误说法而已。
总之，《易学基础教程》里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而是个错误的解释。“中方鼎”里的最后一句话也不是贞问的卜筮辞。《周易》原创不是卜筮之书，在“中方鼎”时期《周易》还没有成书，更没有今本《周易》结构形式一书，何来以今本《周易》里的“剥”卦两爻辞作“检验”呢？“中方鼎”上的两组符号，既不是“数字卦”，也不是《易》卦象。那只是两个“六联体”画符号而已。为何不把这些“六联体”符号出现在商周不同器物上，作为一种符号标示使用去理解呢？
以上我们对“陕西扶风齐家村卜骨”和“中方鼎”这两器物上出现的“六联体”符号以及文辞内容进行分析，已知这两个器物上刻写的“六联体”符号与刻辞不是卜筮的关系，那些“六联体”符号并不是用于卜筮的“筮数”（或称“数字卦”）或“《易》卦符号”。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三个示例器物上出现的“六联体”符号和刻辞，分析这些“六联体”符号是否表明是占筮符号的记录呢？
这另外三个示例器物之一：
即“图一”：“安阳四盘磨村卜骨”。这一卜骨上刻有三个“六联体”符号，而其中两个“六联体”符号后各刻有两个文字。下面就是“四盘磨村卜骨”的摹本与释文：
(图片略)
这一件“卜骨”刻有三个“六联体”符号，而且有两个符号下各刻有文字两个。对于这件“卜骨”上的文字释文与解释，笔者见于张政烺先生《试译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一文，现摘录如下：
“四盘磨卜骨字小，横置，与殷墟卜骨不同……七的数字变成卦爻是乾坤，下有“曰魁”二字；八变成卦则是离坎，下有“曰隗”二字。乾、坤、离、坎在八卦中是重要的卦，正倒不变样，它们配对凑在一起，不是偶然的，不像筮占的结果，而可能是一部筮书的篇首，被习契的人刻在这里。魁和隗当是卦名，犹《周易》称这两卦为否和未济。按照古人的习惯，魁和隗列居篇首就可能成为这部筮书的书名”。
这是张政烺对“四盘磨卜骨”上的刻符和刻辞所作的解释，即“试探”《连山》筮书的假说，不过张政烺先生倒是认为这则“卜骨”上的刻符和刻辞“不像筮占的结果”。
其后张政烺在其《易辨》一文里也涉及到这则“卜骨”上的符号和文字的说法，现摘录如下：
“用奇字为阳爻、偶数为阴爻进行画卦，使我满意的是四盘磨卜骨，上有“ 曰魁”和“ 曰隗”（这两个双引号内，即曰魁、曰隗前的空格内各有一个“六联体”符号，即上面“四盘磨村卜骨”的摹本上有字的“六联体”符号，因无法打出，故笔者此处说明），两卦并列，从数字看容易滑过眼去，按奇偶画成卦爻则为〈?〉（此符号是上下排列，下一符号相同，笔者注）、〈?〉，乾、坤、离、坎四卦搭配整齐。我疑心这是《连山》久佚，不能知其卦义，试以《周易》说之”。（张政烺文集 论易丛稿 中华书局2012年4月第一版 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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