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他约上小舅子，一起去找汪股长。
按照殷彬提供的地址和门牌号码，两人来到汪股长住的宿舍楼。王加根让敬文提着烟酒在楼道里站着，自己一个人去敲门。
开门的是一个老太太，说她儿子、儿媳和孙子都不在，看电影去了。
他们失望地返回孝天市副食品批发公司。在敬文家里看了一个多小时电视。
眼看过了十点钟，两人再次前往，终于见到了汪股长。
因为是在家里，汪股长果然比在办公室里要热情。看过张雨桓的亲笔信，又扫了一眼他们带来的东西，他说，每年的人事调动，局里都是在八月二十号左右——也就是暑假快结束的时候开会集中研究。方红梅的《请调报告》他前几天才收到，错过了集中研究的时间。局里不可能为她一个人的事情再开党委会，所以比较麻烦。
“《请调报告》早就交给张股长了啊！卧龙乡教育组李组长八月十二号签的意见，我当天就交给了张国学。”王加根非常委屈地说。
汪股长显得面无表情：“但我确实是八月二十号之后才收到的。我和方红梅无仇无冤，没有必要扣着她的报告不上交。”
王加根恨不得即刻冲到张国学家里，狠狠地揍他一顿，甚至拿一把杀猪刀子，捅他狗日的。不过，理智还是让他冷静了下来。
“那现在怎么办呢？”他沮丧在问汪股长。
“除非有特别顶手的关系，与徐局长打声招呼，或许还有补救的余地。”汪股长说，“人事调动的决策权在领导层。我们都是办事的，的确无能无力啊。”
事情就这样搁浅了。
接下来的两天，王加根就像疯了一样。他先后去找了张雨桓、殷彬、周菊凤、小祝、曹云安、汤正源、王青松和卧龙乡教育组的李组长，动用了在孝天城所有关系。他还专门去敲过几次徐局长家的门，但别人一直没让他进去。
到了八月三十号，他不得不返回花园，参加牌坊乡教育组召开的全乡教师大会。坐在开往花园的火车上，他无比悲怆。
列车上的广播喇叭里，费翔正在演唱《故乡的云》：“我已是满怀疲惫，眼里是酸楚的泪，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云，为我抹去创痕；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云，为我抚平创伤……”
王加根感觉费翔是专门为他而唱的，情不自禁地跟着哼了起来。
和往年一样，在牌坊乡教师大会上，刘福民宣布了干部人事任免和教师调动情况。
牌坊中学有一个教师调到了牌坊乡教育组，还有一个教师调到了桥西中学，而王加根和方红梅依然没有变动。
整个开会期间，王加根感觉非常难堪。闹得那么起劲，动静搞得那么大，最终哪儿也没有去成。别人不声不响，却调到了条件较好的地方。每个人看他的眼神，都是轻蔑的、嘲弄的、幸灾乐祸的。
他真想地面裂开一条缝儿，让自己钻进去。
散会后回家的路上，方红梅牢骚满腹地抱怨：“早知今日，不如当初就想办法往桥西中学调。”
王加根本来就非常懊恼和后悔，听到这儿，便与老婆争吵了起来，闹得两人都不痛快。
打击还不仅如此。
第二天牌坊中学开会分工，王加根被安排教初二，方红梅被安排教初一，两人都没担任班主任。
此前，王加根已经连续三年担任初三（1）语文教师兼班主任，方红梅也连续两年担任初三（2）班语文教师。夫妻俩成为大家公认的业务骨干，而现在，居然都从初三拉下来了。
这是让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很多人都没有预料到的。
不教毕业班，不当班主任，意味着全年收入会大幅度减少，意味着学校领导再也不重视和指望他们了，意味着他们在社会上和学校里的声望会明显下降。
教师分工宣布之后，肖玉荣特地来到他们家里，解释学校领导这样安排的考虑和原因。
“主要是怕学期中途你们的调令又来了，影响毕业班的教学。”
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听上去没一点儿毛病，但这丝毫也不能消除他们对肖玉荣的怨恨和不满。教书不怎么样，肚子的坏水还不少！
这年教师节，牌坊中学给每个教师发了八十块钱，还有一本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新书《红烛颂》。
翻开《红烛颂》，第一篇就是王加根和张国学的大作，写的是全国优秀教师邹山青的先进事迹。
王加根拿到书后，在扉页空白处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不如意的日子需要冷静，宽容自己，也宽容别人。
寻死觅活会成为幸灾乐祸者的笑柄；诉苦，除了换来几句廉价的同情，只会让朋友厌烦。至于心灰意冷地自暴自弃，那简直就是在毁灭自己！默默地忍受一切吧——紧咬嘴唇，忍住泪！
失眠时，仰卧在床，冷静地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切实可行地设计一个属于自己的明天。
要自信！要永远抱有这样的信念：不懈地努力，迟早是会得到回报的；顽强地活着，便是成功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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