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加根来到三楼的卧房门口时，见结婚时贴的对联和红双喜字依然保存完好，看上去还比较新。他抬手敲了几下门，室内居然传出了响动声！没一会儿，门就打开了。
出现在王加根面前的，是只穿着一条短裤的敬文，睡眼惺忪，显然刚从床上爬起来。
“几点了？你怎么没去上班？”
敬文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满不在乎地说：“昨晚上打了牌的，转钟三点多才散场。单位里也没多少事，早去晚去无所谓。”
“你刚参加工作，还是注意点儿影响为好。”虽然明知道小舅子不会听，王加根还是提醒了一句，接着又问，“你大姐来过你这儿吗？她在哪儿面授？是不是地区教师进修学院？”
“不是。这次上课好像是在地区福利院，学员住宿没有统一安排。她一直住在我这里。”
“怎么会这样？”王加根感觉有点儿奇怪，“那她吃饭呢？”
“吃饭也是在福利院。她只是晚上来我这儿睡觉，有时中午也回来休息一会儿。”敬文从钥匙串上取下一把钥匙，递给姐夫，“这是厨房的钥匙，要不你去她住的地方看看。”
王加根接过钥匙，简单地讲了一下自己来孝天城整材料的情况，然后就下楼去了。
走进一楼那间房，他仿佛又回到了刚到牌坊中学的时候。那时他住的房间格局，与这间房一模一样：蜂窝煤炉，锅碗瓢盆，油盐酱醋，桌椅板凳，暖水瓶，搪瓷缸，牙膏牙刷毛巾，外加一个单人床。他先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思考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去孝天地区福利院找方红梅？但她肯定在上课，不是很方便。再说，找到她了又能怎么样？就在这儿等吧！反正她中午说不定会回来休息的。我也正好利用上午这段时间，撰写《红烛颂》的稿子。”
这样想着，他就从床上坐起来，把桌子上的东西清理了一下，摊开纸，拿出钢笔，开始专心致志地写材料。
中午方红梅果然回了。
王加根见到她，大吃了一惊。才过了半个多月，老婆完全变了形。又黑又瘦不说，脸上和额头上还各长了一个大红包。见此情景，他说不出心里有多疼。
“咋搞的？十几天没见，怎么变成了非洲人？”他勉强调侃道。
方红梅说，这段日子天气太热了，气温高，太阳又毒，每天顶着日头跑去跑来，不晒黑才怪呢。加上她体内湿气重，和女儿欣欣一样，爱长疖子和疱疹。
“怎么不去医院看看？都化脓了。”王加根用责备的语气埋怨老婆，又自作主张地说，“走！去市一医院看看。现在就去！”
方红梅不愿意，说她困得很，想睡午觉。
“不行！先去医院！”王加根一边说，一边拿钥匙锁门。
方红梅见拗不过，只得随着王加根出了门。
好在孝天市第一人民医院离这儿不远，走过去也就十来分钟。
医生检查过后，说是暑热引起的炎症，没什么要紧的。开了点儿消炎药丸、绿药膏和红霉素软膏，叮嘱了一些用药方面的注意事项，病就算看完了。
走出门诊部，路过住院部大门口的时候，王加根突然目不转睛地盯着一个抱白棉被的女护士。他发现那护士蛮像给他女儿接生的周菊凤，于是紧随着走了几步，并且大着胆喊了一声：“周菊凤！”
抱被子的女护士停下脚步，疑惑地朝他这边儿望过来。
果然是周菊凤！
王加根又惊又喜。周菊凤不是在孝天市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么？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调到这儿快两年了。”看见王加根疑惑的眼神，周菊凤主动解释说。
“难怪好长时间没在花园街上遇见你。”王加根恍然大悟，又说起了他们来一医院的目的，“小方脸上长了两个包，我带她来看看，没想到这么巧遇见你了！”
“你们还在那所学校？叫什么来着？”周菊凤问。
“牌坊中学。”
“就没想过调动一下？”
“想肯定想过。可没关系没路子，又没钱，谈何容易！”王加根懊恼地发着牢骚，“说起来一言难尽。要不，我们找个地方坐坐？”
周菊凤想了想，说护士办公室里面人多，而且太吵，于是带着他们走进了装棉被的仓库。
没有凳子，三个人就站在那儿拉话。
终于找到一个倾诉对象，王加根和方红梅开始叙说他们不如意的现状，以及为改变现状而作的努力。偏僻的校园，孤寂的环境，生活不方便，安全得不到保障；欣欣没小朋友玩，受邻居的欺负，没地方上幼儿园；函授，自学考试，考律师，写小说……
周菊凤静静地听着，不停地唏嘘，叹息他们不易。说起自己的情况，她觉得她的运气要好一些。通过别人的介绍，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小祝。她和小祝是去年结的婚，她从市二医院调到市一医院，也是小祝帮的忙。
“现在进城是很难，但你们可以先调到城关附近的乡镇，再想办法进城——很多人都是采取这种曲线救国的策略。”周菊凤颇有经验地这样建议，并且热心地说，“我们家小祝在卧龙乡做事，是个副乡长。他与卧龙高中的校长比较熟，关系也不错。如果你们愿意，我让他去跑一跑，争取把你们调到卧龙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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