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程芸吵架过后，方红梅犹如大病了一场。
遇到程芸这种蛮不讲理的泼妇，她真的没辙，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无端地受欺负只能自认倒霉，你说憋气不憋气？好几天了，她都感到很压抑，心里格外不舒服。
这种情绪也传染给了王加根，夫妻俩总是闷闷不乐的。
与他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隔壁程彩清家里却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保姆肖丽娟辞工走了之后，程芸不再上班了，呆在家里带孩子，重新当起了家庭主妇。骂过街，出过气，她就如同打了一个大胜仗似的，心里感到无比的畅快。白天，她总是敞开自家的大门，打开收录机放流行歌曲，并且把音量开得特别大。那节奏感极强的音乐，整个牌坊中学都听得见。兴致高的时候，她还会扯起五音不全的嗓子，跟着音乐唱几句，鬼哭狼嚎一般。
没有保姆在这儿，他们的生活又恢复到了从前的水平。隔三差五割肉买鱼，买啤酒饮料，买各种水果。洗鱼洗肉时，她还是拎在手里，从校园的南头走到北头，显摆，让学校里的每一个人都能看得见。而那些本应丢进垃圾堆里的鱼鳞、肉骨头、易拉罐、水果皮则全部出现在她家的大门口，一字儿排开，游行示威一般。
程芸知道，她家大门口是隔壁一家人出学校的必经之地。他们去办公室上班、去食堂打饭、去教室上课也必须经过她家大门口。她把这些食物享用“凭证”摆在那儿，就是故意给他们看的。
“无聊！”方红梅有时看到这些，实在气不过，对着地上的空“健力宝”盒就是一脚。那易拉罐咕嘟嘟的叫唤着，滚到十米开外。
因为住得这么近，两家人低头不见抬头见。自吵架之后，他们就不相往来的。平日遇到或者碰见，也如陌生人一般，彼此不打招呼。你把头一扬，我把脸一转，各走各的路。不光大人是这样，小孩子也受到了影响。欢欢见到加根和红梅，不再喊他们“叔叔”“阿姨”，甚至横眉怒目，连声“呸呸呸”，往地上吐痰，咬牙切齿地骂着脏话。
王加根和方红梅自然非常生气，但又无可奈何。
他们总不能跟小孩子一般见识吧？只好忍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回到家里，方红梅还是要发几句牢骚，后悔自己以前对欢欢太好了，不该把家里的零食给她吃的，说那些糖果、饼干、山渣片、菠萝豆还不如喂了狗子！
程芸碰到王加根夫妻，也总是准时地从嘴里流出长长的涎水，带着细细的丝儿落到地上。她有时假装斯文地抬脚把痰迹碾掉，证明她恰逢此时赶上唾液分泌；有时吐完就走，留下那滩多脚虫一样的脏水，启发“敌人”的思维。
邻里关系闹得如此之僵，程芸又那么不是东西，以后的麻烦事还多着呢。这种日子真是难熬啊！王加根也曾想过搬家。
惹不起，躲总躲得起吧！可是，牌坊中学其他教工宿舍都是单间，没有厨房，根本就不适合住家。他们现在的住处虽说窄小，毕竟也算一房一厅，是学校里独一无二的“单元房”。调换到校园里的任何其他宿舍，都不如现在这地方。因此，只能打消“择邻而居”的念头，耐着性子把难过的日子往下过。
我们又没有做错什么，无缘无故被程芸骂了一顿，还被他们一家人视为仇人。每想到这里，王加根和方红梅就感到特别冤，如同吞咽了苍蝇一般不舒服。
闹心的事情还不止这一件。
上半年自学考试后，王加根的《政治经济学》顺利过关，按说可以拿到大专文凭了——这是专科段最后一门课程，可结果却是空欢喜一场。因为自今年开始，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有所调整，专科段的必考科目增加了一门《逻辑学》。
从报上看到这条消息，他万分沮丧。既为省自考办随意调整课程而恼火，也怪自己太不争气。没有让所有课程一次性过关，前三年没拿到毕业证，以至于又要多考一门课程。
直到快放暑假的时候，王加根阴郁的心情才开朗起来。当然，主要还是因为“双喜临门”。他先是被评为花园区先进教师——这是他连续第二年获此殊荣，而且是牌坊中学唯一人选。再就是他被学校安排参加暑假补课——这意味着下学年他将继续担任毕业班把关教师。
想想两年前他因为参加不了暑假补课而耿耿于怀，难免让人感慨万端。有为才能有位。你只有埋头苦干，做出成绩，打造品牌，让自己变得足够强大，别人才会对你刮目相看。
暑假补课安排在七月上中旬和八月中下旬。
王加根真正能够休息的假期，只有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而这段日子，又恰好是方红梅外出参加面授学习的日子。也就是说，整个暑假看似安排得满满当当，其实他们两个人当中，总能抽出一个人来照看孩子。这或许就是冥冥之中上天对他们的关照。
刚刚学会走路的欣欣特别好动。
觉睡好了，吃饱喝足了，她就在校园里面到处跑。有时候，她还故意同时朝一个方向摆动手臂，或者学着大人的样子，打起背手来走路。手不停，脚不空，口里也不闲着，哼哼唧唧地说着只有她自己能懂的语言。甚至晃着脑袋，摇着身子，哼唱流行歌曲《心中的太阳》。翻来覆去地喊叫：“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因为行走不是太稳当，跌倒摔跤时有发生。虽然学会了蹲着拉屎拉尿，但有时拉着拉着会突然腿软，一屁股坐在排泄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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