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号上午，花园区人民政府在区大礼堂召开会议，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教师节。
全区六百多名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全部参加会议，每人领到了一条毛巾和一个喝茶水的搪瓷缸。毛巾和搪瓷缸上，喷有“庆祝教师节”五个鲜红的大字。区教育组还给每个教师发了两块钱的过节费。
会上，花园区高官、区长、区教育组长都讲了话，还有教师代表发了言。内容和意思差不多，倡导全社会尊重教师，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改善办学条件，奖励优秀教育工作者。这些大话、套话和空话，近段日子频繁地出现在电视和广播里，大家早就听厌了。报纸上更是连篇累牍，看得大家眼睛痛、心里烦。所以，坐在会场上大多数人都没心思听台上的人讲话，而是在叽叽咕咕地聊天，互相打听今年工资调整后加了多少钱。
国务院关于建立教师节的议案在全国高官会通过后，有关调整教师工资的传言不绝于耳，各种推测和讨论一直没有中断过。最近半年来，教师们只要遇到或者聚在一起，就会聊起这个热门话题。
工资怎么调，收入可以增加多少，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乐观人士认为，工资至少可以翻一番，增加一倍。最悲观的估计，也是增长百分之二十。牌坊中学不少教师按照相应的增长幅度和比例，计算出了调整工资后，自己每个月能拿多少钱。大家天天盼，月月盼，对薪水的大幅度增长和收入的跳跃式增加充满了期待。
直到教师节的前一天，花园区教师工资调整方案才正式出台。
所有教师的工资确实都增加了，但增长的幅度却不尽相同。工资的定级与职称和教龄息息相关。职称越高，参加工作的时间越长，工资的增长的幅度就越大，反之亦然。王加根和方红梅参加工作才满三年，每人每个月只增加了六元钱。绝对额虽然不多，但增长的幅度还是在百分之十以上。这次调资方案从今年元月份开始执行，前八个月的增加部分，九月份发工资时一次性补齐。也就是说，王加根和方红梅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九月份可以多领一百零八块元。
这笔飞来横财，刚好可以支付油漆家具的费用。
庆祝大会结束后，教师们作鸟兽散，各回各家——下午放半天假，大家不用去学校上班。王加根推着自行车，和方红梅一起去农贸市场买菜，然后回牌坊中学。
进学校大门时，看见门卫老宁在生炉子。老宁用的是一个只有尺把高的土炉子，烧的是煤球，有时也直接烧木柴，当灶用。
老宁年过半百，老婆几年前因病去世了，他一直鳏居到现在。自调到牌坊中学之后，他就以校为家，基本上成了学校里的常住户。
他是花园区宁家河人，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年轻时找了个好老婆——或者说，是他老婆的弟弟有出息，官至孝天市财政局副局长。内弟为他在家乡谋了个教师职位，还是吃皇粮的公办教师。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最初把他安排在宁家河小学，可他根本就不会教书，承担不了任何一门课程。碍于市财政局副局长的虎威和情面，花园区教育组又不敢贸然解聘他，就把他调到牌坊中学看大门。
老宁的老婆虽然不在了，但留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已经结婚成家，夫妻双双在宁家河种田。二儿子在大悟县财政局工作，目前还是单身。三儿子在孝天地区财贸学校上学。
老宁在宁家河小学上班时，住在大儿子家里，但与儿媳妇关系不好，加上孙子又磨人，搞得他特别闹心。他三番五次找小舅子诉苦，希望远走高飞。如愿调到牌坊中学后，他就很少回宁家河了。
老宁的工作职责，除了看守大门和收发报纸信件以外，还是学校的“司号员”，负责敲钟，掌握作息时间。走马上任十天来，他的表现可圈可点，赢得牌坊中学领导和教师们的普遍好评。
每天的起床钟、上课钟、课间操钟、下课钟、放学钟敲得都很准时，快慢节奏也比较规范。接过邮差送来的报纸和信件，他先挑出学生邮件，把收件人姓名抄写小黑板上，然后把小黑板挂在门口，等着学生们下课后来认领。然后，把报纸和教师的邮件亲自送到办公室。邮件交到收件人的手里，或者放在收件人的办公桌上；报纸则用报夹分门别类地夹起来，整齐地搁放在报架上。有时，他还借用学校食堂的铁锹，把办公室门前的杂草清理得干干净净……
见王加根和方红梅开完会回来，老宁热情地与他们打招呼，叫他们在他这儿吃午饭。
王加根道过谢，又开玩笑说：“您小锅小灶的，我们要是在您这儿吃饭，恐怕连碗筷都不够用。更何况，您炉子还没有生着呢！我们说不定还快些。要不，你也不用忙乎了，干脆去我们家里吃。”
说笑间，两人推着自行车沿着甬道往里面走。
夫妻俩没有回新居，径直走向办公室西头的厨房——加根以前的宿舍。这间厨房从昨天开始，又兼做了他们的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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