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伴自己五年多的手表突然没有了，王加根心里非常难受。
这只手表是他考上孝天县师范学校那年白素珍送给他的。江苏常熟生产，据说买的时候花了五十五块钱。
因为这只表，他在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一分钱的助学金也没有拿到。后来，因为手表老是出故障，找人维修又花了好几块钱。
这只手表无疑是王加根迄今为止最贵重的私人物品。
没想到，来武汉的第一天，就莫名其妙地丢失了。
“我为什么要来武汉？为什么鬼使神差地突然想到去游泳？为什么上岸之后没想到把手表戴在手腕上？”他问了无数个为什么，却找不出答案。
“或许，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你不是对白素珍恨之入骨么？凭什么继续使用她送的东西？有骨气的话，你早就应该把手表还回去。再说，你这样的家庭、身份和条件，根本就没有资格戴全钢机械表。掌握时间，买几块钱一只的电子表就行了。丢手表的事情，暂时就不要告诉红梅吧！免得影响她的情绪。也不要告诉其他任何人，诉苦有什么用？除了换来几句廉价的安慰，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说不定别人还会幸灾乐祸呢。”王加根自己对自己这样讲。
“别人玩得多么开心啊！怎么唯独我处处不如意？红梅呀，你怎么会看上我这个倒霉蛋？我现在是赚钱无路，扬名无门。越来越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是个不合时宜的人。我未来的命运，注定了只能与穷困潦倒为伴。你会与我风雨同舟么？你能心甘情愿地陪我受苦受难么？”他突然非常害怕失去方红梅，又在心里与老婆交谈起来。也不知是什么原因，王加根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方红梅会离他而去。未必，是她蒸蒸日上的发展趋势让他产生了自卑心理？
回到湖北大学，王加根站在大门口犹豫了好半天。
按说，他应该直接去找他老婆，但他又怕去湖北大学附属小学，受不了别人如看稀奇古怪一般地盯着他，更害怕听到别人的评头品足。一个大男人，老是在女学员的专属区域进进出出，的确是一件让人难堪的事情。还是去男生宿舍吧！先把晚上睡觉的地方定下来，再到学生食堂看看能不能买到饭。这个钟点，估计已经过了开饭的时间。
傍晚的男生宿舍热闹非凡。
函授学员们有的在洗碗，有的在洗衣服，有的在刷牙，有的**着身子在擦澡。不过，更多的人是在休闲娱乐，充分享受紧张学习之余难得的空闲。打扑克，下围棋，走象棋，吹口琴，拉胡琴，或者扯起五音不全的嗓子唱歌，鬼哭狼嚎一般。喊的喊，叫的叫，吵的吵，闹的闹，整栋宿舍楼如同嘈杂热闹的农贸市场。
这里的学生宿舍与孝天县师范学校的格局差不多。沿墙摆放着双层高低床，中间留出过道走路。唯一不同的是，每个宿舍里多出了一个洗手间。王加根来到熟悉的师范同学住的宿舍时，宋双清正站在洗手间里撒尿，哗哗啦啦的声音很响，连厕所门都没有关。
这种行为看上去虽然不雅，但比起他们在孝天县师范学校时的光景，还是要文明得多。那时，男生们白天内急去学校的公共厕所，晚上小便则是站在宿舍门前的走廊里，直接朝着树木和草地扫射。
徐磊和涂勇都坐在下铺，一人面前的地面上放着一个装有热水的塑料盆。徐磊双脚泡在塑料盆里，正在弯着腰洗脚。涂勇看来刚刚洗完，正卷起裤管坐在床上，一边修剪脚趾甲，一边与大家聊天。
看到王加根，两人不约而同地打了声招呼。
涂勇又接着刚才中断的话题，评论他们的授课教师。
大致意思是说，教他们《现代汉语》的一个非常年轻的讲师，也就三十多岁的样子，但行为举止相当随便，不修边幅，完全不像一个大学教师。这个讲师上课时，身穿沾满油污的白汗衫和褪了色的蓝裤子，脚上是塑料凉鞋，也不穿袜子。讲课过程中，一会儿把手叉在腰上，一会儿又用沾满粉笔灰的手去摸鼻梁。结果搞得脸上、汗衫上花花花绿绿的，如同京剧里的小丑。
“我看啊，教书的先生都一个德行。从小学教师到大学教师，都是差不多的，除非你混上个教授的头衔。”涂勇这样总结道。
王加根耐心地听完涂勇的讲述，没有发表评论。他挨在徐磊身边坐下，提出了晚上在这里借宿的要求。
“没问题！我们挤一挤就行了。”徐磊非常爽快，接着又问，“你吃晚饭了吗？”
加根如实回答：“还没呢。也不知道食堂还有没有饭菜。”
“应该有。食堂关门比较晚，你拿我的碗去打饭吧！”
听徐磊这样讲，他也不客气，从床头拿起徐磊的碗筷，进卫生间洗了洗，就径自走出了男生宿舍。
前往学生食堂的路上，王加根与他老婆方红梅迎面相遇。
方红梅穿着白衬衣，蓝底起红花的百褶裙，配上丝光袜和白凉鞋，亭亭玉立，光彩夺目，差点儿没让加根认出来。她说自己下课后在宿舍里等了好半天，也不见他回，只好一个人去学生食堂。饭菜买好后，也是一边吃一边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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