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一个人带着你嫩妈上班容易吗？有时忙得连做饭的工夫都没有。就算老子亏钱，也是因为吃了喝了，总比你个婊子养的打牌输了要强。”程芸从地上爬起来，顾不上拍打满身的尘土，用脏兮兮的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指着程彩清的鼻子尖骂道，“你个王八蛋自己算一算，每年抹牌赌博输了多少钱！”
程彩清横眉怒目地瞪着老婆，想不出合适的话语予以回应。抹牌赌博的确是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说他嗜赌如命，也算不上特别过分。男人嘛，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儿赌性。不过，程彩清迷上抹牌赌博，与他工作相对轻松、业余时间充裕、生活空虚无聊不无关系。
他是牌坊中学唯一的专职体育教师。
全校六个班，每个班每周两节体育课。程彩清一个星期的教学任务就是十二节课。从数量上看，课程并不算少，但农村中学的体育课与其他文化课有着本质区别。上体育课无须写教案，不需要改作业，只须把学生们集中到操场上，进行一下队列训练。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向前看，立正，稍息，齐步走。然后就是自由活动。让学生们去体育器材室拿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各取所好，自由组合，疯闹到下课铃声响起。只要学生没有闹事，没有打得头破血流，就算大功告成，完成了教学任务。
每天的两节课上完之后，程彩清就百事大吉，坐在办公室里不知道干什么是好。他又没有读书看报的习惯，于是就拉上其他没课的教师下象棋。万一找不到对手，就趴在桌子上呼呼地睡大觉。下班之后，他也不愿意回农村的父母家里，常常一个人呆在学校。也懒得做饭，在学校食堂里随便吃点什么，就回到自己的单身宿舍。
老婆孩子离得那么远，没什么家务事。觉也睡得差不多了，漫漫长夜如何度过？结果他就想到了打牌。最开始是邀请同校的教师到他宿舍里抹长牌。后来改为打麻将、推牌九。再后来发展到摇骰子赌博。参加赌博的人员范围，也从牌坊中学扩大到周边几所学校，有时附近村庄和花园镇的赌徒也来参与。
程彩清那间十几平方米的单身宿舍，成了远近闻名的赌窝子。
因为迷上了赌钱，他对老婆和女儿的惦记明显不如从前，有时周末也懒得往杨岗公社跑。至于他在赌场上的战绩，并非程芸所怒斥的那么悲观。真实情况是，程彩清赢得多、输得少。他赢了钱之后，总是在程芸面前说输了，或者谎称保本，不通报实情。这才导致程芸把他看成了“败家子”。
败家子就败家子吧，他才不想去逞那个强呢！逞强的结果，只会是自己的战果被程芸没收。他宁愿用赢的钱去弥补老婆上班的亏空，也不愿意透露自己的经济底细。
参加完王加根和方红梅的婚礼，就到了“五一”假期。程彩清突然记起自己好几个星期没去看望老婆和女儿了。放假的当天，他骑上嘉陵摩托车，风驰电掣般赶往杨岗公社。
到达目的地时，天已经黑下来了，早已过了供销社下班的时间。他直接去了程芸母女俩住的宿舍，却看见门上一把锁。
她们去哪儿了呢？程彩清询问住在隔壁的程芸的同事。
邻居惊奇地瞪大了眼睛：“程老师您还不知道啊？程芸早就没上班了。她跟着一群放录像的走了，听说是去帮助别人卖门票。”
这回轮到程彩清瞪大眼睛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程芸的同事介绍说，一个月前，杨岗街上来了一个流动录像放映队，听口音似乎是从河南那边儿过来的。他们租用街上的电影院放录像，放的多是武打片，有时也偷偷摸摸放一些让人脸红耳热的黄色片子。引得四邻八乡的农民跑到街上来看稀奇，生意特别火。程芸抱着欢欢去凑热闹，结果被放映队的头儿盯上了。
那头儿虎背熊腰，长得圆滚滚的，留着小胡子，穿着花衬衣，抽着比手指头还粗的雪茄。他主动与程芸拉话，说放映队正好差一个售票员，包吃包住每月工资一百块，问程芸愿意不愿意干。
一百块呀！自己每个月累死累活上班才三十多块钱，还经常拿不到手。程芸二话没说，爽快地答应了。就这样，她成了录像放映队的售票员。在街上帮助别人卖了几天门票，又随放映队一起“流动”到其他地方去了。至于具体去了哪里，程芸的同事也说不清楚。
程彩清听到这里，肺都快要气炸了。
接下来的几天，他腰里别着一把尺把长的刀子，骑着嘉陵摩托车四处打听。跟踪追击，终于在黄冈地区麻城县的一个小镇子上找到了那个录像放映队。程彩清黑着脸找到放映队的头儿，看到那人五大三粗，酷似《水浒传》里面的黑李逵。人家是河南人，说不定还在嵩山少林寺练过呢！他估计自己不是那家伙的对手，而且找不出寻别人麻烦的理由。别人只是录用他媳妇当售票员，又没有对他媳妇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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