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好车票，两个人就在候车室里的长条椅上坐下来，等候进站。见时间尚早，方红梅说她出去买几个馒头，简单过个早，填饱肚子。
“对了，背包里有瓶梨子罐头，你把它打开，待会儿就着罐头吃馒头。光啃馒头太干了，咽不下去。”方红梅临走时吩咐。
王加根于是把搁在长条椅上的双肩包找开，拿出了梨子罐头。
罐头是玻璃瓶装的，瓶口用白铁皮封着，想打开并不容易。没带刀子，王加根只能靠钥匙串上的一把折叠式小剪刀。他把一直拎在手里的黑皮包放在长条椅上，用小剪刀把铁皮盖剪开一个口子，然后一点儿一点儿地撬。铁皮盖很结实，撬起来特别费劲，还得防止把玻璃瓶弄破了。
王加根专心致志地忙了好半天，总算把扣住玻璃瓶的铁皮盖撬开了。揭开瓶盖，一股水果味的清香扑鼻而来。他忍不住把罐头瓶送到嘴边，舒舒服服地喝了两口糖水，算是对自己忙活半天的犒劳和奖赏。但是，当他把罐头瓶重新放回长条椅时，却发现椅子上的黑皮包不见了。把帆布双肩包拎起来，长条木椅上空空如也，他的心脏怦怦乱跳，呼吸一下子变得急促起来。
会不会刚才放进背包里面了？他马上把双肩包的拉链拉开，里里外外地翻找，仍然不见黑皮包。
无助的王加根抬眼环视整个候车室。
大家要么规规矩矩地坐着，要么面无表情地站着，要么不紧不慢地走着，看不出任何人神情慌张，更没有哪个在跑动，或者露出贼眉鼠眼的模样。显然，黑皮包是在他一心一意撬梨子罐头的时候，被别人顺走了。黑皮包里装着他的日记本、自学考试准考证、钢笔、银行存折、几斤全国粮票和八十多元现金。只有刚才买的汽车票在他的上衣口袋里，逃过了一劫。
方红梅拎着装有几个热馒头的塑料袋，兴致勃勃地回到候车室，一听说黑皮包被偷了，脸色霎时也变了。她埋怨王加根怎么这么不小心，检讨自己不该让他开罐头，又诅咒不得好死的小偷。但是，埋怨、检讨和诅咒都无济于事。最后，她还是只能自认倒霉地坐下来，味同嚼蜡地啃着馒头，喝毒药一般地吃罐头，享用这顿代价惨重的早餐。
进站上车后，两个人完全没有了赴婚宴的喜悦之情，面色凝重地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最初，他们并没有回王李村的打算。是准备在牌坊中学举行完婚礼之后，抽个时间回趟王李村，发喜糖，散喜烟，向乡亲们通报一下他们的喜讯就行了。但王厚义执意要他们回去——这位王李村的前任生产队长想在村里热闹热闹，显摆显摆。
王厚义说，他为人一场，只有加根这么一个儿子，如果儿子结媳妇连客都不过，太不像样子，会让他在乡亲们面前抬不起头。因为舍不得出钱，他与加根彻底闹翻后，又屈尊追到牌坊中学，既有与儿子修复关系的意愿，更主要的是，他希望儿子媳妇回王李村过客，为他和胡月娥长脸面。
王加根想起这些，难免怒火中烧，埋怨他爸固执自私，遇事只从个人的角度考虑，患得患失，从来不顾及其他人的感受。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王加根高考之后，想方设法阻止他去河北复读。
“你今年考取中专，名誉是老子的。去你妈那儿复读，即使考取大学，名誉也是你妈素珍的。”王厚义这句话，多少年来一直回响在加根的耳边。
这次回王李村请客，王厚义之所以那么热心，既有出于脸面的考虑，同时也想借操办儿子婚事的机会，收一些礼金。按王厚义的想法，江汉农场的哥哥嫂嫂、弟弟弟媳这些亲戚，本家二爹、皮匠三爷这些关系不错的乡亲，都会来捧场。加上他担任生产队长多年，积攒了那么多的人脉关系，而且在亲朋好友有红白喜事时又总在送礼，这次前来参加他儿子婚宴的人肯定不会少。
他考虑的就是这些因素，丝毫也没有考虑儿子儿媳回王李村的难处。他更不会想到，为了参加这场婚宴，加根与他妈彻底闹翻，几乎断绝了母子关系。当然，这种结果是他非常希望看到的。
如果王厚义知道了加根回家的路上遭遇偷窃，又会作何感想？
班车在双峰管理区停下后，王加根和方红梅如释重负地挤下了汽车。和以往坐汽车一样，加根又晕车了。虽然在车上没有呕吐，但胃里翻江倒海，不停地打嗝，相当难受。下车之后，他站在公路边，扶着白杨树干，还是把刚刚吃的馒头和罐头全部吐了出来。
吐完之后，他满眼是泪，感觉却舒服多了。路边正好有一条水渠，水渠沟底流淌着一股麻绳一般的细流。他沿着土坡走了下去，在够得着水的地方蹲下身，洗了洗手，用双手捧水洗了把脸，漱了漱口，再才回到公路上。
阴沉沉的天空这时飘飘洒洒地下起雨来了。
西装革履的王加根，穿着高跟皮鞋的方红梅，只得跑到路边的屋檐下去躲雨。这对满怀忧伤的新人相拥在一起，面对风雨交加的苍天，回想起刚刚失窃的经历，心里又增添了许多愁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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