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课后，王加根再次回到方红梅的宿舍时，邹贵州和宁海涛还在与他爸厚义拉话。
邹贵州提醒王加根：“你爸还没有吃早饭呢。”
加根说他马上就去做。
蜂窝煤炉子和锅碗瓢盆都在他的宿舍，加根不得不硬着头皮去见他妈。撬开已经封好的煤炉子，利用等待炉火燃旺的空隙，加根打开他爸带来的塑料编织袋子。里面装的是花生、红苕和蚕豆夹，都是责任田里的出产。
“这些是带给你结婚的？”白素珍嘲弄地问。
加根嘱咐他妈，今天切切不要闹，在学校里影响不好。
白素珍还是那句话，除非王厚义不找她的麻烦。
王厚义每次来学校时，都要喝点酒。王加根就想炒两个菜，但又怕白素珍不高兴。思想斗争了好半天，他还是炒了一盘蕃茄鸡蛋，拎起桌上的半瓶白酒，准备送到方红梅的宿舍。
白素珍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在王加根走出房间时，恼火地打了马颖一巴掌。
厚义没有喝酒，啃了几口馒头，就都放下了。他哽咽着诉说自己的难处：安葬两个老人扯的账还没有还清，今年收成又不好。虽说经济上帮不上儿子什么忙，他还是希望加根在牌坊中学举行完婚礼后，回王李村一趟。他准备在村里请几桌客，放一场电影……
说完，就从口袋里摸出五十元钱，放在桌子上。
“家里就这点儿钱了，算是我们的一点儿心意。”王厚义丝毫也没有愧疚之感地申明，“你要是嫌少，我们也没有办法。我回去了。”
加根没有言语。他知道留他爸在学校里也不方便，于是搬出自行车，骑车送王厚义去花园镇坐长途汽车。
当王加根送走他爸从花园镇返回时，白素珍对他大发雷霆。
白素珍质问儿子，为什么和王厚义有那么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难道真的像老话说的那样，有其父必有其子吗？
加根无言以对。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妈提出的这个问题。
白素珍不依不饶。她命令加根从今往后必须随她姓白，不准姓王。另外，在学校举行完婚礼后，不准回王李村。
王加根觉得母亲不可理喻。
他认为，如果一个人缺乏对法律的敬畏，缺乏对公共道德的认同和对乡俗礼规的尊重，那是极其可怕的。而在他眼中，他妈白素珍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或者说，为了出一口怨气，她可以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顾，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不顾及其他人的感受，不考虑身边所有人受到的伤害。这种歇斯底里和丧心病狂实际上是无知的表现。比方，王李村房产纠纷，如果全权委托给一个专业律师代理，绝对不会走那么多的弯路，更不会发生那么多荒诞不经、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而无知又无畏的白素珍，偏要按自己的意志去打官司，结果只能像没头的苍蝇到处碰壁。她现在一意孤行地下达的两条“命令”，实际上也是不可行的，也不合情理。
王加根于是回答说，姓氏只是一个符号，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感情和爱憎，改不改没多大意义。更何况，他从小学到中学，从师范到参加工作，一直都姓王，人事档案是改不过来的。至于回王李村参加喜宴，他已经答应父亲了，现在没办法改口。如果他出尔反尔，让村里的乡亲们眼巴巴地等着，也有点儿不尽人情。
白素珍听到这儿，火冒三丈，腾地站起身，猛地掀翻桌子。她手指着加根的额头，破口大骂，还扬言，要把加根父子俩的丑恶行径写出来，印成传单到处散发。
叫骂声很快把隔壁办公室里的教师们吸引过来了。
大家都劝白素珍冷静，有话好好说，不用这么大动肝火。气大伤身，大吵大闹会吓着了小丫头马颖。
白素珍听不进任何人的劝告。
她一边继续咒骂王加根不得好死，一边收拾着自己的东西，同时，命令儿子退还她那两百元礼金。
教师们的劝解和方红梅的赔礼道歉，丝毫也不起作用。
白素珍提起自己的行李，拉着马颖，只等着王加根还钱。
王加根眼睛都气红了。他转身怒气冲冲地走出宿舍，来到学校财务室，找后勤主任邹贵州借钱。
邹贵州犹豫片刻，还是让加根写了一张借据，给了他两百元钱。
王加根拿着一大摞钞票，怒气冲冲地返回宿舍，扔在已经被方红梅扶起来的桌子上。
白素珍从桌上拿起钞票，手指头蘸着唾沫，认认真真地清点了两次。确认无误后，就揣进自己的上衣口袋。然后，一手提着行李，一手拉着马颖，头也不回地走出了牌坊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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