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长途汽车上，王加根不停地告诫自己：这次回家一定要控制好情绪，好说好商量，不发脾气，不争不吵，不哭不闹。无论王厚义和胡月娥是什么态度，自己都要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
他甚至想，尽可能表现得调皮一点儿，痞一点儿，儿子在父亲面前，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丢丑也是丢在家里。尽管这样，他对这次回家能否拿到钱还是没有底气。因为从白素珍反馈到他这儿的信息，王厚义对他的成见还是很深的。
白素珍已经带着马颖来到了牌坊中学。母女俩住在加根的宿舍里。王加根这段日子不得不与方红梅同室而居。白素珍还是不理他，有什么话只对方红梅讲，由方红梅转达给他。
白素珍告诉方红梅，杨岗法庭去找王厚义核实情况，王厚义竟然说加根他奶自杀是早就想好了的。老人家之前已经对加根讲过她不想活了，并且向加根托付过后事。加根之所以不愿意站出来作证，是因为白素珍承诺给他六百元钱结婚，被他妈收卖了。
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加根对王厚义红口白牙地说假话非常生气。但回过头来一想，又不知白素珍说的这些是假是真。
王厚义对杨岗法庭讲的话，白素珍又是如何知道的呢？她这段日子不是一直在白沙铺么？加根知道，为了激起他对父亲的仇恨，母亲是有可能编造事实、搬弄是非的——王厚义也经常干这样的事情。因此，他对父母讲的话，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信到什么程度，全凭他自己的分析和判断。
马颖已经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如果在保定，她早该去学校上课了。跟着妈妈回湖北这么长时间，已经耽误了不少课程。因为担心她掉课太多影响学习成绩，加根建议送她去附近的邹肖小学插班旁听。这建议由方红梅转达后，白素珍欣然同意。王加根就忙不迭地去找邹肖小学的校长和一年级班主任，顺利地敲定了这件事情。
这段日子，白素珍住在牌坊中学也比较忙碌。她一天几趟地去邹肖小学接送马颖。回到王加根的宿舍，就关起门来奋笔疾书，写起诉状，写控告信。
对于白素珍走火入魔一样地打官司，王加根也很无奈。他既不愿意偏向他妈，也不愿意偏向他爸，只能采取中立态度，随他们怎么去闹。他不止一次地申明，无论祖上留下的房产将来落入谁之手，他都一分钱不要。他只求和平安宁。
王加根一路走，一路回想着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心里格外的烦恼和苦闷。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终身大事会遭遇眼下这种局面。走到王李村口时，他碰到了皮匠三婆。
皮匠三婆慌慌张张地告诉加根：“疯子又来了。”
他知道“疯子”指的是胡月娥的前夫，没太当一回事，继续往家里走。到自家茅厕旁边时，看到他家大门口停放着一辆自行车。
一个身穿黄色军大衣、剃着平头的陌生男子坐在门口的石凳上，正在与屋里的人讲话。
王加根猜测，那陌生男子可能就是“疯子”。
“疯子”说话有条有理，而且振振有词，情绪比较激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胡月娥跟他回家。初次见到“疯子”的人，很难相信他患有精神病。
王加根拨开围观的人群，看见堂屋里坐着本家二爹、本家二婆、皮匠三爷和几个邻居。他爸王厚义则坐在大门口把守着，双手不停地剥着花生米。大家正一个劲地向“疯子”解释，说胡月娥不在家，带着两个小孩回娘家了，有的又说她去孝天城了。
看见王加根，大家不约而同地与他打招呼。只有王厚义无动于衷，一如既往地剥花生米。
本家二婆轻声提醒厚义：“加根回来了，可能还没吃饭呢。”
“不管他！”厚义低声吼道，口气相当生硬。
加根不知自己该不该进屋，站在那里相当尴尬。他耐心地听了一会儿“疯子”的胡话，又拨开人群离开了。他给胡太婆带回一盒蛋糕，准备给老人家送过去。另外，他想去村里的一位油漆工家里看看，咨询一下家具做油漆的事情。
等他再次返回时，围观的人已经散了。门口停放的自行车也不见了，显然“疯子”已经走了。胡月娥带着两个小孩也回了，关在房间里不敢出来。
堂屋里坐着本家二爹、皮匠三爷和他爸王厚义。本家二爹和皮匠三爷开始与加根搭讪，询问他的婚事准备得怎么样。
加根便把婚礼的安排一古脑儿说出来，表面上是回答二位老人，实际上是说给他爸听的。
王厚义一直没有吭声，闷声闷气地剥花生米。筛子里的花生剥完之后，他又拿起菜篮子，准备去自留地里扯菜。
“厚义！”皮匠三爷叫住他，“加根的事，你要考虑呢。还有三天就办酒席，已经没有日子了。”
“与我么事相干！他有一个有钱的妈，还怕结不成婚？”王厚义蛮横无理地揶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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