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推心置腹的沟通和交流，王加根和方红梅对未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总算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思路和规划。
工作上互相帮助，学习上彼此促进，家务事共同承担。所有这一切，看似非常美好，但真正实施起来，却并非那么容易。说来说去，还是思想上的疙瘩没有完全解开。王加根心里总像压着一块大石头，难得轻松和快活起来。肝火又特别旺，动不动就发脾气。有时对领导不满，有时对同事不满，有时对学生不满，有时对红梅和敬武不满，逮谁就跟谁闹，如同一只好斗的公鸡。单身独处时，他甚至生自己的气，莫名其妙地抽自己的耳光。
手头有事忙的时候，稍微好一点儿。只要一闲下来，他就无事找事地发神经。一会儿说日子过得太单调、太呆板、太枯燥、太无聊，恨不得去死了就好；一会儿感叹生活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往下混，没什么意思，如同断线的风筝不知道要飘向何方。有时庆幸自己与方红梅相识、相知、相爱，收获了甜蜜的爱情；有时又后悔谈恋爱太早了，二十岁不到就背负起生活的重担，整天愁得像个老头。因为烦闷，因为懊悔，因为压抑，他总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喊大叫，大哭一场，或者把身边的东西砸个稀巴烂。
这期间，王加根还回王李村参加了爷爷王裁缝的葬礼。
奶奶去世后，加叶加花没人照顾。没有办法，王厚义又去江汉农场接王裁缝。老人家回王李村才一个多月，就因为脑溢血过世了。
王加根回王李村参加王裁缝的葬礼时，满脑子想的，都是他奶奶。他一个人坐在奶奶生前住过的房间里，没有一丝一毫害怕，反而感到非常亲切。恍惚中，他似乎看见奶奶从床上坐了起来，抬起瘦骨嶙峋的手，抚摸着他的脸蛋儿，叹息他瘦了，问他是不是生了病。
眼见王厚义和胡月娥都在为王裁缝的丧事忙碌，没有谁提起奶奶，似乎奶奶根本就没在这个家里生存过，加根感到特别伤心，也特别气愤。这一个多月来，他接二连三地收到母亲的来信，谈的都是奶奶的事情。白素珍说，她准备今年春节回湖北，陪伴她养母的亡灵，为含冤去世的奶奶报仇雪恨。
她在信中说：“加根，我以前劝你与王厚义和平相处，那是我考虑到你年幼，害怕你跟他作对会吃眼前亏。现在你长大了，我必须告诉你：我和王厚义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在生活的舞台上，要么他死，要么我亡！至于谁胜谁负，法庭上见分晓！我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替我养母申冤报仇，替我自己报仇雪恨！不告倒你父亲，不争回我养母的遗产，我绝不会停止战斗的笔！”
读着这样的来信，王加根感到非常为难，既困惑，又矛盾。
奶奶饮恨离世，他也恨他爸，希望王厚义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真的把王厚义拉出去枪毙么？真的让王厚义去坐牢么？他又于心不忍。不管怎么说，这个人给过他生命。他血管里流淌着的，还有这个男人的血液。
血浓于水啊！
另一方面，王加根对母亲那种吵闹起来就随心所欲，对什么事情都不管不顾的做法比较反感。他担心白素珍春节期间在王李村闹得一塌糊涂，多次写信劝她不要回湖北，或者回湖北之后不要大吵大闹。这些劝告丝毫也没起作用。王加根反而遭到母亲毫不留情的痛骂。
白素珍说，加根是在可怜他那罪大恶极的父亲，因王厚义将受到法律的制裁而吓得胆战心惊！
唉，王加根真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处理这些麻烦事。
方红梅的情绪同样不稳定。当函授录取通知书带来的喜悦消退之后，她仍然走不出工作调动留下的心理阴影。牌坊中学不是伊甸园，她和加根也不是夏娃和亚当。尽管古今中外的文人墨客把爱情描写得那么美好，神圣、崇高而又伟大。可是，爱情不能当饭吃。人活着，就必须与柴米油盐酱醋茶打交道，必须演奏锅碗瓢盆交响曲。呆在这么一个孤岛野庙一样的鬼地方，夜晚见不到一个人影，周末和节假日找不着人说话聊天。陪伴他们的，只有孤单、寂寞、空虚、无聊和恐惧。因为远离城镇，加上人生地不熟，干什么事情都不方便。
抚今思昔，想起自己毅然离开的方湾中学，方红梅难免失落，难免郁郁寡欢，甚至伤心落泪。那是她的母校，又在那儿工作过。无论那里的教师和学生，还是他们的家属或家长，她都非常熟悉。八小时之外，她和同事们一起打篮球、打乒乓球、打羽毛球、打扑克，去街上吃大排档、看电影、看录像、唱卡拉OK，其乐融融，快乐无比。更为难得的是，方湾中学离她家菜园子村那么近，她可以在家里吃父母做的热菜热饭，可以与弟弟妹妹斗嘴疯闹，享受天伦之乐。调到牌坊中学之后，这一切倏忽间远离了她。取而代之的，是两个人的孤独相守，是漫漫长夜的顾影自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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