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岁的王加根愁得白头发都出来了。
眼见加根这么熬煎，红梅也很心疼，但爱莫能助。她不敢撺掇加根去向王厚义或白素珍要钱。她知道，如果自己提出那个话头，加根就可能如点着的爆竹，噼里啪啦地炸个不停。她太了解加根了。
“要是春节来不及，就把婚期往后推一推，改到明年五一。”方红梅委婉地提出建议，“反正结婚证已经领了，又住在一起，结婚不结婚没多大区别，也就是举行个仪式而已。”
王加根也有过这想法，只是心里惦记着另外一件事情：“你不是说这个月好事没有来，可能又出事了吗？”
方红梅懊恼地低下头，显得有点儿沮丧，说：“也可能没有怀孕，只是因为其他原因。我还是抽空儿去医院检查一下。”
正在他们谈婚论嫁，商量婚期的时候，一封从方湾中学转过来的信件打破了生活的宁静。那是湖北大学寄给方红梅的《录取通知书》，她考上了湖北大学中文系本科函授班。
她是今年暑假参加的函授招生考试，所以《录取通知书》寄到了方湾中学。手捧着《录取通知书》，她激动得满脸通红，浑身颤抖，说话的声音都变了调儿。太不容易了！孝天市报考湖北大学中文系本科函授班的有好几百人，最终只录取了三十九名。而这三十九名幸运儿中，只有四个是女生。
“不惜一切代价拼五年，一定要拿到本科文凭！”方红梅斩钉截铁地发誓，又对王加根说，“结婚的事情就算了，五年后再说。要是出了事，我就去医院。”
王加根无言以对。他能说什么呢？他应该支持红梅。
前段忙忙碌碌的日子，他们老是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扯皮，家长里短地辩论，婆婆妈妈地争吵，与那些市侩而又庸俗的夫妻没有什么两样。王加根既感到厌烦，又非常担忧。他害怕自己和方红梅过早地“蜕变”，成为他看不起的那些平庸之辈。毕竟他们都还年轻，才二十岁出头啊！现在方红梅考上本科函授班，意味着她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最起码这五年不会感觉到无所事事。这多么好啊，坚决支持！
方红梅到孝天市二医院检查的结果是：她确确实实又怀孕了。
他们虽然各有各的宿舍，中间还隔着办公室。学校教师都认为，这种布局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不如直接把他俩安排在一起。晚上校园里只有这对热恋中的孤男寡女，他们怎么可能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呆在各自的宿舍里？
英语老师董志芳经常以倒开水喝为借口，到方红梅和王加根的宿舍里巡视，查找他们偷尝荤腥的证据。董志芳如同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兴奋得满脸通红，并且大呼小叫着，让其他同事来参观。大家斗地主一样地对王加根进行审问，搞得坐在一旁的方红梅脸上如同泼了血一般。
任何狡辩都显得苍白无力。这不，现在又出事了。
拿到医院的检查结果，方红梅丝毫也没有犹豫，提出了引产的要求。时隔半年，她第二次做了人工流产手术。
眼见方红梅为了函授学习破釜沉舟，推迟婚期，打掉孩子，王加根心里还是难免一阵酸楚。不过，既然已经明确表示支持，他就不能出尔反尔，显得没有男子汉的气量和大度。
方红梅首次面授的时间是十二月上旬。按通知要求，必须交三十元钱的教材费，加上往返路费和十天的生活费，起码得她一个月的工资。这次人工流产，手术费和药费，又花了二十六元钱。她已经囊中羞涩。所有的花销，都等着发十一月份工资。
王加根的存钱计划看来是泡汤了。在为经济拮据而苦恼的同时，他还得考虑自己的文凭问题。
当初方红梅劝他一起参加本科函授招生考试，他固执地拒绝了，现在见方红梅收到《录取通知书》，他又有点儿后悔。他相信自己是有能力考上的。如果他们都考上了本科函授班，不是又可以和在孝天县师范学校时一样，一起参加面授，坐在一间教室里听课吗？五年之后，双双领到本科文凭，那是多么惬意的事情！
这么好的机会居然错过了。
不过，加根又想，如果他和红梅两人都考取了本科函授，两人的学费就得六十元，一起面授学习的花销更大。钱从哪儿来？两人同时外出参加面授学校，他们的工作怎么办？课谁来上？作业谁来改？学校领导会同意他们都去读函授么？方红梅前天把《录取通知书》交给张仲华，为十二月份的面授请假时，张仲华直言不讳地提出附加条件：以后只要方红梅参加面授学习，她的课程必须由王加根承担。因此，可以大胆的推测，要是他们两人同时请假，学校领导绝对不会批准。
还有，如果他和方红梅都外出了，敬武一个人在学校里怎么办？
这一系列的问题，王加根都无法给出答案。面对现实，他对当初放弃本科函授班招生考试，又不那么后悔了，觉得自己的选择还是比较明智的。他和红梅不可能同时参加面授学习。一个人坚持读函授的话，另一个只能作出牺牲，选择高考教育自学考试这种途径奔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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