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南下的列车渐行渐远，在王加根的视野里慢慢消失的时候，他突然扬起右手，狠狠地抽了自己一耳光，然后失声痛哭起来。刚才在医院里，坐在妇产科走道的长条椅上，他就一直想哭。只是因为人多眼杂，才强忍着没有哭出声来，但心上却早已是泪流成河。他骂自己是混蛋，骂自己没有用。有女人爱，却没有能力娶别人。孕育了自己的孩子，又没有勇气让他（她）来到这个世界。
“我是人吗？我还能算一个男人吗？我怎么活得这么窝囊？我有脸面对自己亲爱的人吗？我如何告慰那没有长成人形就被自己扼杀了的孩子？”他痛骂着自己，又想起了他爸和胡月娥。
二十天之前，胡月娥又生了一个女孩，取名王加花。
据加林他奶讲，加花出生时，胡月娥和上次一样，又是号啕大哭，骂自己的肚子不争气，说自己枉到王家做了一场人，没有生个儿子。
王厚义和胡月娥连结婚证都没有领，只是请王李村的父老乡亲到家里吃了一餐饭，公开两人的同居关系。他们就能肆无忌惮地生小孩，生了一个，又生一个。没有人说他们的不是，也没有人觉得不正常。王加根和方红梅已经领取《婚姻证明书》，是受法律保护的名正言顺的夫妻。但是，因为没有能力举办婚礼，缺少一个仪式，他们怀了孩子也不敢生，只有残酷无情地打掉。不该生的，可以放心大胆地生；该生的，却要偷偷摸摸地引产。现实就是这么不公平。法律在世俗和舆论面前，该是多么苍白无力啊！
王厚义四十六岁还在生小孩，我二十岁却不敢让自己的孩子出生。加根想起这一点，就觉得自己特别窝囊，觉得自己没有一点儿用，枉为男人。他不敢生小孩，还不是因为穷！拿不出钱来举办婚礼，向世人昭示他与方红梅的夫妻关系。
加根他奶曾气呼呼地告诉他，因为王厚义和胡月娥再次超生，村里罚了他们五百元钱。厚义把拆老宅时多余的木料全部卖光了，才凑齐这笔巨款，交给了村里。
五百元啊！王加根一年不吃不喝也赚不到这么多钱。如果家里能给他五百元，他就能把结婚所需的东西置办齐，然后举行一个热热闹闹的婚礼。方红梅自然就不用去做工人流产。他那可怜的没有见过面的亲骨肉，就能正大光明地来到人世间。然而，他每次回到王李村，王厚义和胡月娥都在他面前叫穷。说家里老的老、小的小，确实没有办法帮助他。情真意切的样子，让任何人见了都觉得可怜。以至于王加根不得不拿出自己的工资，给家里买农药和化肥。
儿子要结婚，他们一分钱也拿不出来；为了交超生罚款，他们一出手就是五百元！天下竟然有这样的父母！
王加根想起这些，就觉得心寒。
与此同时，坐在列车上的方红梅同样感觉万箭穿心。
她在孝天火车站下车后，挤一路公交车到了孝天市汽车站。买好到方湾的车票后，这才在候车室的长条木椅上坐了下来。精疲力竭，浑身酸软无力，整个人如同垮掉的一摊乱泥。正当她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人在搡她的肩膀。她睁开眼睛，见到了马静灿烂的笑脸，还有与马静并肩而站、推着一辆崭新“凤凰”牌自行车的周哲凡。
“这么巧！你也回方湾？”马静大大咧咧地问。
方红梅笑着点点头。
马静说，她周末去武汉玩了两天。地区教院组织老师们去武大和华师参观，食宿和车费都由单位出，小周就让她跟着一起去玩。
方红梅已经听说过，周哲凡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孝天地区教师进修学院。他和马静准备今年“五一”结婚，新家就安在孝天城。望着眼前这对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新人，她更觉得自己孤独和可怜。为什么别人的生活能够那么幸福和美满，而我却总是那么苦命？
开始检票了。
周哲凡把他曾经爱过的两个女人送到进站口，向她们挥手告别，然后骑上自行车离开了汽车站。
坐在开往方湾的长途汽车上，马静的嘴巴一刻也不闲着，说的都是她和周哲凡的事情。
“小周在教院分了一套二的房子，粉刷得特别好。我们结婚的家具全部是小周家里打的，做油漆就花了一百多块钱。电视机、冰箱和落地扇也是小周家买的，我家只负责床上用品。小周原先准备拿两百块钱去撕布做衣服。我说，你可真够大方的！两百块钱也拿得出手？两百块钱买我一个人的衣服都不够！”马静不无骄傲地津津乐道，“我妈嘱咐我，趁现在多要点衣服，不然将来结婚之后想要就难了。我一定要让他们家放放血。不听我的，有他好看的！”
方红梅已经去马静的房间看过她家准备的床上用品，还有她去武汉买回的衣服。四床被子都是洋布被里，缎子被面，新打的棉絮。羊毛毯，尼龙蚊帐，绣花枕头。两对新买的皮箱里装满了内衣、连衣裙、春装、呢子大衣等各种服装，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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