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冲担搁在家里的大门后面，进入奶奶的房间，倒在床上。浑身酸软无力。肩膀火辣辣的，针刺一般的疼。没一会儿，他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直到听到胡月娥喊他吃饭，才醒了过来。他万分不情愿地坐起身，在破烂不堪的搭板上搜寻了好半天，也没有找到一双趿脚的干净鞋。只好淘神费力地穿上自己的皮鞋，走出房间。
拿脸盆进厨房打了点儿冷水，想擦把脸，可洗脸架上的毛巾脏得不堪入目。他只好闭上眼睛，咬着牙使用。提起开水瓶，又找不到一个喝水的干净杯子。搪瓷缸里里外外都是黑的，似乎从来就没有清洗过。唉！这样的家简直没办法呆。他记得小时候家里并不是这么脏，未必日子越过越差了？也许那时也和现在一样脏，只是他没在意罢了。他找了张报纸，把几个凳子擦了好半天。
刚刚坐下，王厚义就挑着一担麦捆走进了堂屋。他卸下麦捆，吃力地码到墙角，然后把冲担靠在墙边儿。他歪着脑袋看了看堆积如山的麦秸垛，似乎在估量今年的收成。因为累，也没听从胡月娥发出的吃饭邀请，而是垂着双手，倒在了堂屋的一把靠背椅上。
蓝色的上衣只剩下中间的一粒纽扣，领子半边儿翻在外面，半边儿折进里面。裤子已经分不清是什么颜色，一只裤腿卷过了膝盖，另一只裤腿又完全放了下来。裤子开口小便的地方纽扣没有扣上，或者根本就没有纽扣，露出里面灰色短裤的一块补丁。脚上穿的是一双旧布鞋，前面已经裂缝，大拇指露在外面。为了散热，他用脚把鞋子脱了下来，踢到一边儿，赤脚片踏在地面上。那是怎么的一双脚啊！黄色？灰色？黑色？红色？褐色？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是。踢在一边儿的鞋和他的脚一样，说不清是什么颜色，里里外外全是污垢。稀稀薄落的头发，如枯萎的稻草一般。
王厚义把脑袋靠在椅靠上，闭了闭黯淡无光的眼睛，口里喃喃道：“花生棉花干得冒烟儿。再不下雨，就要挑水浇了。秧田也要车水……”
王加根看着父亲，心里五味杂陈。
这就是给了他生命的那个男人？这就是在王李村叱咤风云十几年的生产队长？眼前的颓废形象与他儿时的记忆相差太远了。
包产到户后，王厚义不再是生产队长，变成了普通社员。虽然有过短暂的失落，但他很快就发现，如今的生产队长也没什么当头。出工收工不用敲钟了，每天的农活不用分派了，政治学习基本上不搞了，会也不怎么开了。生产队长已经是聋子的耳朵，成了摆设。各家种各家的责任田，各人做各人的事情。哪里还需要生产队长发号施令？他觉得，专心专意营务好自家的责任田和自留地是根本，没有必要去为两旁世人的死活操心。
“快吃饭，菜都冷了。”胡月娥招呼加根，又转向躺在椅子上歇息的王厚义，“你们爷儿俩要不要喝点酒？”
她一边说着，一边把神台上的大半瓶散白酒提过来，又进厨房拿来两个酒杯。
桌上大碗小碟的，看起来相当丰盛。油炸花生米，番茄炒鸡蛋，蒸南瓜，烧茄子，清炒苋菜。最难得的是，还有一盘荤菜：青椒炒猪耳朵。所有这些，都是胡月娥忙前忙后，一手操办的。她趁着厚义爷儿俩挑麦捆的工夫，跑到双峰管理区的街上，买回了半斤卤猪耳朵和一瓶豆油。尽管王加根从来没有叫过她一声“妈”，对她总是不冷不热的，去年因为她骂胡太婆，还与她大闹过一回，但胡月娥还是没有与加根计较。至少，在表面上不敢显露出丝毫的怠慢和不满。加根每次回家，她都表现得异乎寻常的热情。
当后妈的难处和苦衷，只有当事人自己心里最清楚。
加根陪着他爸，你一杯，我一杯，把大半瓶散白酒全部喝光了。头晕晕乎乎的，也顾不上满身臭汗，他连澡都没洗，就倒在床上睡着了。这一觉睡的时间可真不短。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的中午。
吃过午饭，加根戴上一顶草帽。按照他爸的吩咐，挑起一担水桶，拎着一个小铁铲，跟着同样是戴着草帽、挑着水桶、提着长嘴铁壶的厚义，去畈里补棉花苗，浇棉花水。
父子俩到达棉花地之后，王厚义把水桶和扁担搁在地头，从水桶里拿出一把铁铲，教儿子补棉花苗。
棉花苗通常是用营养钵培育，送到地里栽种，但成活的情况却大不一样。有的地方长得茂盛，有的地方又稀稀拉拉，留出大块的空地。补苗就是把密集地方的苗儿，挪到稀疏的地方来，让棉花苗间距合理，在整块地里分布均匀，便于生长。
厚义先用铁铲在缺苗的地方挖一个有坡度的小坑，再到棉花苗拥挤的地方去取苗。取苗时，从四周下铲插入，使苗儿与泥土形成一个整体。他告诫加根，不要让取出的土块松散，否则苗儿就不易成活。把苗儿连同泥土一块儿放入之前挖好的小坑，再把挖小坑时取出的泥土填入取苗的地方，就算大功告成了。这是个精细活儿。把取出的苗儿放入小土坑之后，还要用铁铲插入小土坑四周，轻轻地往拢挤压，使挪动的土块与新地方连成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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