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住上了楼房，面积比以前宽敞了许多，但也有让她不满意的地方——那就是鸡养不成了，菜也种不成了。仅这两项，家里每年就要减少不少收入，开支也相应增加，白素珍必须去工作了。
由部队干休所出面，取得地方政府的支持，她最终被安排在一家小型国营企业——BD市冲剪机床厂。白素珍干不了技术活儿，单位给她的工作岗位是自行车看管员，也就是为厂子里来上班的职工看管自行车。厂区专门划有一片停放非机动车的场地。每天上班时，看到有职工来停放自行车，白素珍就迎上去，往自行车龙头上挂一个塑料号牌，同时把另一个相同号码的塑料牌交给停车的职工。到下班时，职工凭塑料牌对号领取自己的自行车。
这项工作没什么技术含量，还特别拴人，而且责任重大。因为工人们上的是倒班，停车场从早到晚都有人来停放或者领取自行车。看车人必须坚守岗位，一会儿也不能离开。一辆自行车大几十块钱，名牌车还要一百多块钱，相当于一个工人几个月的工资，弄丢了可不是好玩的。
看车人除了白素珍以外，还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媳妇。她们两个人实行两班倒，中午换班。半天上班，半天休息，也不需要动什么脑子，耗费不了多少体力，总的来讲还是比较舒服的，只是工资比在车间干活的工人要低一些。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谁让她们干不了技术活儿呢？
不上班的时候，白素珍就在家里料理家务，踩动缝纫机做衣服，拿起针线织毛衣，缝缝补补，浆浆洗洗。一旦忙过之后，闲了下来，她的思绪就会飞到遥远的湖北。
她忘记不了自己曾经受过的屈辱，记挂着她的伤心之地白沙铺和王李村。那两个地方的房产，她都是有份的啊！可现在都被仇人霸占着，她想起这事就愤愤不平，如同吞下了苍蝇一样感觉不舒服。她咽不下这口气。
从老马带回家里的报纸上，白素珍看到国家正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就想到了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她找到BD市法律顾问处，向律师咨询有关问题。
问到王李村房产的归属，律师答复说：那栋房子目前的所有权属于加根他奶。等到加根他奶去世后，根据继承法的规定，老人家的配偶、子女、父母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由于老人家的配偶和父母早已离世了，第一顺序继承人只剩下子女。法律上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白素珍是老人家从一岁半扶养长大的，属于养子女，肯定享有继承权。王厚义虽然是上门女婿，也可以看作是过继的儿子，并且与老人家有扶养关系，同样享有继承权。
“农村里过继的都是小孩子，是未成年人。王厚义二十四岁才到王李村，怎么能够算继子？”白素珍表示质疑，提出了不同意见，“再说，他对我养母开口就骂，举手就打，完全是在虐待老人，根本算不上扶养。他凭什么享有继承权？”
律师大度地笑了笑，说，法律上是规定被收养人为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但司法实践中并没有特别强调这一点。只要加根他奶与王厚义生活在一起，就可以认定他们之间存在扶养关系。至于王厚义是不是虐待老人，必须用证据说话。提供不出充足的证据，法律上是不予认可的。
听到这里，白素珍感觉很气闷。
离开法律顾问处回家的路上，她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让法律认定王厚义没有继承权。
王厚义娶了胡月娥，又生了一个小女孩，再想让他离开王李村，基本上没有这种可能。要想让加根他奶不与王厚义一起生活，唯一的办法只有让老人家离开。但是，老人家离开王李村后能够去哪儿呢？白沙铺大货家里她不愿意呆。加根刚刚参加工作，也不可能把奶奶带在身边。对了！可以让老人家到保定来，跟着我们一起生活呀！这样既能否定王厚义与她之间的扶养关系，又能尽我这个养女的一片孝心。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为她老人家养老送终的条件。
想到这里，白素珍的郁闷情绪一下子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无以言状的激动和兴奋。
回到家里，她马上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丈夫。
老马二话没说，就表示赞成。
夫妻俩又对赡养老人家的可行性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商量了实施这一方案的具体细节和必须解决的问题，最终达成了由白素珍回湖北接老人家到保定的意见。
至于调王加根到BD市工作，当然是白素珍的一厢情愿。她估计儿子不会答应，也就没有在这件事情上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她只是想试探性地听听儿子的意见。
王加根果然回答说，他根本就没有去河北工作的可能性。
“怎么没有可能性？只要你愿意，所有的手续由我来办，也不要你出一分钱。我只要你一句话，愿意不愿意和我们一起生活？”白素珍咄咄逼人地追问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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