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加根买好早点，又详细咨询了一日三餐的开饭时间。这才一手端着稀饭，一手拿着馒头，边吃边往学校走。路上，还碰到了好几个与他一样前往砖瓦厂吃饭的同事。
填饱肚子后，王加根想睡个回笼觉——昨晚的睡眠质量实在太差了。他刚刚在竹床上躺下，外面却传来急促而又有节奏的敲钟声。
这个时候谁在敲钟？敲钟干嘛？他看了看手表，早上七点半。离上班时间还有半个小时呢！谁啊？是哪个在恶作剧？他满腹狐疑地从床上爬起来，一肚子不高兴地走出大礼堂。
敲钟的竟然是陆定国！白发苍苍的老校长手里拿着一把钉锤，对着走道里吊着的一小段铁轨，连续不断地敲着。那形象，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电影《地道战》里面的高老忠。
王加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赶紧前往办公室。办公室里已经有七八个人，有的坐着，有的站着，几乎全部是民办教师。钟声响过之后，才陆陆续续来了几个公办教师。李主任也踩着钟声进来了。
“八点钟正式上课，教师必须七点半到岗！”似乎是为了回答教师们疑惑的眼神，陆定国放下钉锤时这样自言自语。
接着，他又吩咐道，“班主任全部到教室，八点钟清点学生人数。”
花园公社小学的新学期从此刻开始，就算正式拉开了序幕。
开学的第三天，学校统一组织学生参加成绩摸底考试。
戴帽儿初中班预计学生数在五十人以上，但实际报到只有十八人。这十八条好汉，来路也非同一般，可谓五湖四海。有五年级升上来的，有初一留级的，有初二或者初三降级的，有辍学回家劳动了一年多，又重新回到学校的，还有从花园镇其他学校转学过来的。班上年龄最大的学生，与王加根的岁数差不多。
戴帽儿初中班摸底考试成绩如何呢？一百分的试卷，语文人均分数四十二，数学人均分数四十五。十八人参加考试，语文有三人及格，数学有五人及格。两门功课中，最高分数六十八，最低分数十二分。
开学的第五天，花园公社小学有了自己的食堂——教师们吃饭不用往孝天县砖瓦厂跑了。开学后的第一个周末，学校全体教师都没有休息。有的拖着板车去花园镇买水泥电线杆，有的在学校与县砖瓦厂之间的地面上挖土坑。电线杆买回来之后，又逐一栽进挖好的土坑里。接着就开始拉电线。忙了一整天，学校办公室和大礼堂里面终于亮起了电灯。又过了一个星期，原本空荡荡的大礼堂被隔成了鸽子笼一样的单间房。学校四周还砌起了围墙，铁栅栏大门上面，拱形铁架上“花园公社小学”几个大字，被红油漆刷得耀眼夺目……
因为忙，王加根有三个星期没有去方湾中学。
这段日子，他和方红梅一直靠鸿雁传情。每天上午，他都会眼巴巴地盼望着邮差。无论多么忙，只要看到那辆绿色自行车出现在学校那棵合欢树下，他都会一路小跑过去，看看有没有方红梅的来信。
本来，王加根是准备国庆节去方湾中学的。方红梅又来信说，“十一”放假她要到花园公社小学，欣赏一下这所脱胎换骨的学校。特别是听王加根说，戴帽初中班学生数已经增加到六十人，开始人满为患了，她更是觉得有必要来看看。
这年的国庆节与中秋节正好是同一天。据说，新中国成立以来，这还是第一次碰得这么巧。下一次“两节”重合，要等到下个世纪。
节日的前一天下午，王加根兴冲冲地来到花园火车站。迎来又送走了好几趟北上的列车，检索了一批又一批出站的旅客。当方红梅的身影终于出现时，他激动不已，双手一拍就奔了过去。接过方红梅手中的提包，挽着她的手臂，相拥着走出了火车站。路上，两人嘴都不闲着，介绍各自的学校、教师和学生，谈论耳闻目睹的趣闻轶事。
王加根说，有天课间他去上厕所，发现所有的坑道都空着，学生们全蹲着在地上随处大便，搞得厕所地面到处都是屎。他非常生气，问那些不讲卫生的学生，为什么不把屎拉到坑道里？学生们回答说，他们只要蹲在坑道上面，就有学生在外面往粪池里面扔石头，溅得他们满屁股是粪。你说这些调皮的学生们气人不气人？
方红梅说，周东明升任学校教导主任后，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关照她了。对她总是不冷不热，态度可以说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弯。与此同时，周主任对马静又格外殷勤，有事没事常到马静的房间，嘘寒问暖，说些不着边际的话，让人听起来就觉得肉麻。上个礼拜天，周哲凡竟然也出现在了马静的宿舍里。
“我有一种预感。”方红梅如同女巫一般地预言，“马静很有可能成为周东明的儿媳妇。”
王加根故意地问：“你是不是觉得很失落？”
“我为什么要失落？”方红梅满不在乎地反问，“我遵章守制，又不违法乱纪。每天寝室、教室、办公室三点连线，备课、上课、改作业流水作业。滴我的汗，吃我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别人看不怪我，又奈我如何？想给小鞋我穿，都找不到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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