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根他奶为这件事愁了好些个时日。
最后，老人家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堂屋神台上的那个座钟上。座钟是她死去的丈夫从汉口买回来的，已经用了好几十年时间。钟的形状如同一块立着的土坯砖，不过顶部是弧形的。每半个月左右上一次发条，座钟正中的钟摆就会从早到晚不停地左右摇摆。到了整点时，还会发出“铛铛铛”的敲击声，隔壁邻墙好几家都能听见。
老人家把座钟从神台上抱下来，拂去上面的灰尘，用一块花布包袱小心翼翼地包好。到了大货的良辰吉日，她一手挽着装有座钟的花布包袱，一手牵着孙儿王加根，挪动着缠过的小脚，到双峰管理区搭班车到花园镇，再从花园镇转火车到陆家山，然后步行十多里路到瀤河边，最后坐小木船过河，就到了她的娘家白沙铺。
当加根他奶郑重其事地从包袱里拿出座钟，交给记账的司仪，并提出算三十块钱记入礼单时，白大货当时嘴巴都气歪了。他阴沉着脸，显出非常不高兴的样子，叫司仪不要收这座钟，让姑妈原物带回去。他说，这座钟根本就不值三十块钱，二十块钱都没人要！还有，结婚是大喜的日子，送座钟不吉利。送钟的谐音是“送终”，这不是咒他和桂英不长远么？
听舅侄儿这么一解释，加根他奶非常尴尬。她惶恐不安地表示，自己决没有这个意思！年幼的加根当时也觉得很没面子。他拉着奶奶的衣襟，躲在奶奶的身后，不敢说话，也不敢见人。三货见此场面，觉得大哥说话不妥当，做得也有点儿过分。他特别同情把他抚养成人的姑妈，就说了几句直话。结果，兄弟俩争吵起来了。
最后，还是正源他爸汤队长出面调解。他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大货，告诉他“礼轻情意重”的道理。白大货这才没有继续发飚，咕噜了几句，就让司仪收下了这座钟。
白大货和沙桂英的婚礼办完之后，白三货报名参加了白沙公社建筑队。他也离开白沙铺，到武汉去干泥瓦匠打小工了。
转眼过去了一年。十月怀胎的沙桂英生下一个儿子。
几乎在他们喜得贵子的同时，又从白沙公社建筑队传回来一个噩讯：白三货在武汉遇车祸身亡。
白大货把月子中的沙桂英和刚睁开眼睛的儿子托付给丈母娘，心急火燎地赶往WH市。找到负责处理这起交通事故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时，别人提出，必须由死者的配偶或者直系亲属来谈判。白三货尚未结婚，只能由他的父母来谈，兄弟姐妹都不行。白大货于是赶到陡岗公社万安村，扶着他的老母亲重返WH市。
反正人已经死了，所谓谈判，就是商量赔多少钱的问题。大货和他妈开口就要一千元。公交公司拦腰还价，只愿意赔五百。大货猛然记起做房子欠下的六百元债务，就把赔款的底价锁定在六百元。又经过了几轮谈判，最后在公安局交管部门的调解下，公交公司答应了六百元的赔款要求。
带着六百元现金和三货的骨灰坛，白大货和他妈就打道回府了。他用那六百元现金还清了做房子欠下的账债，再才发电报给姐姐白素珍，通报三货死亡的消息。
事实上，如果白大货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哥，他是应该追究肇事司机刑事责任的。
据三货的工友讲，那天建筑队放假，他们在市郊乘车，准备进市内去逛一逛。当时，公交站候车的人很多。公交车进站时，根本就没有停下来，而是一边滑行，一边开门上下乘客。三货和蜂拥而上的乘客们一起，跟着汽车跑了好几十米。他刚抢上踏板，挤进了半个身子，车门就关了。三货的右手臂和右腿被车门牢牢地夹住，进又进不去，下又下不来。司机竟然不理会售票员的叫喊，继续开车行走。跑了好几分钟，到了一个拐弯处，把三货甩下了汽车……
工友们把三货送到协和医院，抢救了几个钟头，最后还是咽气了。
听说过这些情况，白大货当然很生气，但他只是装腔作势地诈唬了几句，并没有提出追究司机的刑事责任。
他心里很清楚，一涉及刑事责任，战线就会拉得很长，时间就会拖得很久。如果等到他姐白素珍参与其中，事情就麻烦了。那样的话，他可能一分钱也得不到。他只希望速战速决，尽快拿到赔款。而处理此事的公安局交管部门也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让公交公司赔款六百元，就草草地结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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