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范学校住校的男生最感为难的事情，莫过于拆洗自己的被子。清洗比较简单，只要在水里打湿过，晒干或者晾干就行了，干净不干净无所谓。但被里、被面和棉絮分开之后，要重新把它们组合到一块儿，可不是一件容易的活儿。
上被子通常是课余时间在教室里进行。把课桌并在一起，搭成台面，铺上被里，放好棉絮，包好被面，就可以穿针走线了。方红梅每次碰到男生在那里笨手笨脚地忙乎，就会主动上前帮忙。班上的另外两个女生马静和池中月遇到同样的事情，则常常坐在座位上岿然不动。她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甚至起身离开教室，有意避开。说她们懒，有点儿冤枉，主要是鼓不起勇气，下不了决心。或者说，没有助人为乐的热心肠。
孝天县师范学校远离城镇，也不与村庄相连，环境幽静，但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差，生活极不方便。校舍全部是红砖青瓦的平房，没有楼房，也没有像样儿的操场和跑道。王加根他们进校的第二年，学校开始大兴土木，开山采石，建办公楼，修操场跑道。为节省开支，很多力气活都交由学生们完成。自此直到毕业，学生们几乎成了半工半读。明知道学校改造环境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但劳动过于频繁，大家还是叫苦不迭，甚至怨声载道。不过，王加根在和大家一起起哄、一起骂娘的时候，有时内心里又渴望上劳动课。
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是因为女同桌对他的关心和帮助、对他毫不掩饰的偏袒和喜爱，常常会在劳动时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炎炎盛夏，同学们手拿劳动工具站在走廊上，望着如火的毒日头愁眉不展的时候，方红梅会变魔术似地弄来一顶遮阳草帽，交给王加根。劳动中，最让王加根不安、也是最让他惊喜的，是方红梅居然多次在众目睽睽之下，明目张胆地对他予以关照。见他流汗了，递给他一条毛巾；看他挑土担石时力不从心，她就放下手中的锄头或铁锹，跑过去抢王加根肩上的扁担……
这还是普通的同学友情么？
王加根一次次扪心自问，联想起平日学习和生活中的一些细枝末节，他不敢断定方红梅有儿女私情，但可以肯定她是喜欢他的。有了这种意识，后来的日子里，他就更加依恋女同桌了。早读时，他再也不愿意去校园外面的小山上，宁愿呆在教室里，坐在方红梅身边。周末，他再也不急着去花园镇消磨时光，宁愿在校园里东游西转，捕捉方红梅的身影。进教室没有看见女同桌，上课或自习时方红梅没有来，他就六神无主，心不在焉。他拿着书却看不进去内容，眼睛时不时瞟向窗外，直到方红梅出现了，心里才有一种踏实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文艺界正是万象更新、欣欣向荣的时候。一年一度的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评比，尤其受到青年学生的关注，成为很多文学爱好者最感兴趣的话题。在孝天县师范学校，很多学生都跃跃欲试地给报刊编辑部投稿。即便是坚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王加根，兴趣和爱好又开始转向文学创作。
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女同桌喜欢文学。
王加根开始写小说了。写出来的习作，第一个读者自然是方红梅。美其名曰让她修改，实际上显摆的成分居多。或者说，是在向她汇报自己的进步、展示文才。王加根还发现，请求方红梅“斧正”习作的，远不止他一个人。班上所有的文学爱好者，不论是写小说的，写散文的，还是写诗歌词赋的，初稿一出来，无一例外地都到了方红梅手里。她俨然成了班上的业余文学编辑，成了男生们文学创作的顾问。
这种现象，王加根最初并没怎么警觉。
直到今年初，在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方红梅把他约到校园外面的小山上，向他表白真情，他才如梦初醒。这种表面上的写作交流，实际上是一场白热化的爱情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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