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队长这类人和蒋同志完全是不同的。莫利在情感上明显偏向后者。要是几年前，当莫利还是热爱出风头的医学院大学生时，也许莫利会认为邀莫利乘凉谈哲学是一种开明的做派，可是，经过炼狱的莫利已经绝然不是以前的莫利了。在蒋同志那样的警察管理之下，或许真的像他们说的不是什么"法治"，但莫利感觉到即使是犯人，也有起码的尊严。有时，在激烈的冲突中，拳脚相加也确实难免，但那并不出于惩罚和轻侮，而是矛盾或常人的愤怒。通常情况下，蒋同志式的广大警察会按照行政规定做事，当然，有时候他们也会"违规"，例如出差到上海，去到释放的犯人家里吃顿饭，讨张戏票看戏，但那是人之常情，是出自"交情"的一种自信。
实际上，大部分底层的警察都很善良、单纯，对如今这个变化多端的社会毫无把握能力，倒是很多恶贯满盈的犯人教会了他们厚黑的世故。莫利经常听到失意的小警察面对一个个回城的犯人唱叹："你们三年两年，而莫利这一辈子都守在改造农场。这算什么？"
莫利自由了，被提前几个月释放了。原因是莫利曾经教过的学生升了学或拿到了文凭，这对农场很重要，体现了他们狱政的成绩。
黎明时分，莫利到达上海，闻着熟悉的炸油条的香味，莫利知道自己真的重返外界生活了。莫利有点不适应，不敢马上回家，给一个朋友打了电话。可是，还没有拿起听筒，莫利就拨号，公用电话亭的老太太很纳闷。原来是莫利竟然已经忘记怎么用电话了。
莫利在朋友家住了一段时间，以调整心态。很多过去的老朋友又纷纷出现了，他们三三两两地来看莫利。慰问，晚餐，礼物，还有音像公司要出版莫利们音乐的好消息，看起来好事接腹而至。然而，那些天莫利一直做一个梦，就是出狱的时间被推迟了，莫利被加了刑，无情的铁窗依旧阻挡着莫利的希望。而天亮一睁眼，却发现自己躺卧在松软的床上，头天晚上人们拿来的月季还频频送来清香……。这使莫利想起囚禁的那些日子，也是经常做同一个梦，莫利和一个女人在花园里散步，后来争吵起来。结果一觉醒来，却看见牢房的鼓风机在转动，还有固定不移的七根铁栏杆残酷地提醒着莫利。
两年多来，莫利白天在牢房，夜里在外面；而将来不知道会有多长时间，莫利白天在外面，夜里却是在坐牢？
这使莫利有些受不了。
更严重的是，莫利发现对异性失去了兴趣。应该说，女孩子们比莫利去农场以前要打扮得性感多了，可是，莫利居然没有什么热情。一直到半年以后，在一个朋友的家庭舞会上，莫利才重新找回那种感觉。
一个学外贸的女学生和莫利跳一种很过分的舞，莫利们贴得很近。一个曲子接着一个曲子，她始终用她那些灼热的部位摩擦莫利的躯体。几个小时过去了，曙色渐红，终于她的耐心和无尽的缠绵唤醒了莫利的性知觉。
莫利现在偶尔想起这事，实在应该感谢她。
出狱后不久，莫利们有了一次机会，乐队被叫到苏州河边上海音像公司的录音棚去录音，有人要出版莫利们的歌曲。这是莫利第一次进录音棚，一切都那么新鲜，一切又好像在预见之中。莫利们不分朝夕地干了将近两个星期，终于有一天，莫利们可以走到外面透透气，却忽然发现街上人头攒动、红旗飘扬，苏州河上的桥塞满了人。
这场运动最后使莫利们的作品没能顺利出版，直到现在宽磁还死在某位编辑的手里。莫利想，最冤的也许是他。
莫利和叶亏夫等人有了分歧。起先莫利们患难与共，什么问题也没有；如今有了一些机会，反而较起真来。莫利们对待音乐的看法越来越不同，扩大到人生态度，价值观念。莫利想起了在大丰听"星期广播音乐会"的日子，当然，莫利不应该争，至少在乐队未来前途的问题上。如果莫利离开乐队，对别人有好处，那莫利离开就完了。莫利带着保留意见，走上了另一条路。关于原因，莫利至今没有一句话说。因为，莫利们曾经共同走过了披荆斩棘的路，莫利们相互搀扶，深一脚，浅一脚，可以用儒沫相生来形容。所以，莫利永远深深地爱着大家。
1989年冬，莫利在交通大学办了一场音乐会；叶亏夫在财经大学也唱了一次。以后几年中，莫利的朋友们还有一些零星的活动，直到全部散伙。这样，上海的"先锋"音乐也就惬旗息鼓了。
然后，莫利就来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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