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知，心理医生一听到她想死，马上惊惶失措，拿起电话告诉精神病医生说她有一个紧急病人。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医生的区别是，精神病医生可以开药，而心理医生只能“听”和“劝”。听说陆婉怡有想死的念头，精神病医生让陆婉怡马上去见她，连时间都不用约。精神病医生也是个中年的女人，很和蔼，象妈妈。陆婉怡怀疑只有女人或不太聪明的男人去念心理或精神分析，因为这样的职业不需要
什么大本事，能听能说会道就行了。
“陆婉怡，告诉我，你为什么忧郁？”
“我想家。我不喜欢这里。我不爱我丈夫。我爱别人。”
“想家为什么不回去呢？不喜欢这里为什么要呆在这里呢？再说，你都二十六岁了，怎么还会这么想家呢？你是个成人，陆婉怡，你不再是爹地和妈咪的小姑娘。你说你不爱你丈夫，离婚就是了，和你爱的人在一起。只做使你自己不痛苦的事。”
你不明白的，你不懂，陆婉怡在心里说。美国的心理医生怎能治得了泰国人的心理病！既然人的心理受制于环境和文化，美国人怎能洞悉泰国人的内心世界？
从那开始，精神病医生让陆婉怡坚持服用抗忧郁药“普若扎克”，并让陆婉怡每星期去和她见一次面。那药也真的很管用，一段时间后，陆婉怡发现自己很安静，本能使她流泪的事，象林金荣的信，或者给林金荣打电话，或给父母写信，都不再使她流泪了。她不再绝望。
可是，后来，她也为此疲倦了。每次去见医生，她都要问陆婉怡：“你过去的一个星期中感觉如何？有过死的念头没有？”让陆婉怡觉得若她没有死的念头真是对不起医生的关心。再说，她也怕这种药将给她带来副作用。她怕自己由此变成一个没有知觉没有感觉的人。她宁可在大喜大悲中毁灭，也不愿在麻木中生活。两个月后，她告诉医生说：“我感觉很好。我一点也没有死的念头了。我很乐观。我想我再也不需要来见你，再也不需要吃药了。”医生也很高兴，好像她把陆婉怡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一样：“祝贺你，陆婉怡。我也希望从此不再见你。”
其实，死亡的念头何曾离开过陆婉怡。也许是在很早的时候，在没有来这儿之前，在没有和林金荣之间的一切之前，她就有这个念头了。当然，它只是她面对不了现实时的一种逃脱，但她永远也不会有勇气和力量去死的，那只是一种幻想，一种诱惑。有时，陆婉怡为它深深地着迷。
“陆婉怡，你这样的精神状态无法念书的。你会被淘汰。”珍妮的语气挺担心。其实，尽管她脾气不好，系里的别的学生都不愿跟她，她手下只有晓晴和陆婉怡，但她各方面对她俩还是挺关心的。她念及晓晴和陆婉怡不会做饭，也没时间做，更舍不得出去吃，便经常带她们俩去吃学校的食堂。康奈尔的食堂，质量是实在不错的。都是自助餐，可以选择的种类非常多，生熟荤素都很齐备。每次陆婉怡和晓晴都是放开肚皮吃，也不担心胃和体重。在外面吃这样一餐，至少得十几块钱，一般学生是负担不起的。
“无所谓的。”陆婉怡叹口气说。
“陆婉怡，我很讨厌你这种无所谓的态度。怎么可以无所谓？这是康奈尔，你知道多少人想进都进不来吗？这是有名的‘长春藤’学校！”
我知道的，陆婉怡想。又能怎样？念什么学校我从来没在乎过。我只希望感情上幸福。可我从来没幸福过。不幸福我是什么事都做不了的，什么也不在乎的。爱情一直是我的支柱，没有幸福的爱情我便没有一切，尽管我知道我是多么的因此而浅薄。
“陆婉怡，你若是这种态度我无法帮你的。不然，若系里决定对你要做什么的话，我还可以帮你说一下。可你这样让我没法说话。”珍妮的脾气不好，人缘也就不怎么样了。她二十年前就做了副教授，至今还不是教授。每次都没人提她，尽管她的教学和研究都做得很好。但是，尽管大家不喜欢她，却都怕她，因为她谁都敢骂，什么话都敢骂的。
“珍妮，谢谢你。不过，没什么的，没必要为我去争取什么。我真的无所谓
的。”
“那你有什么打算？”
“暂时还没有。”
此时，陆婉怡又在给林金荣写信了。和他说话，不管是在电话上还是在纸上，都和使陆婉怡心碎，疼痛难挨。回忆起纽约四十二街“强森”站上那个小小的男孩所给她带来的温馨的感觉早已荡然无存，每每起他来，只有怨和恨，有堵在胸口的吞不下吐不出的悲哀。他会要了我的命的！因为他，我竟然一无所有。
她忘不了那天。是春节前的一天，她想去掉“它”，既然它已被决定了去掉的命运。她想去林金荣那儿，和他一起过春节。她不愿再忍受那种不适，既然没有理由再忍受下去。是晓晴送她去的，在那个灰蒙蒙飘着细雪的下午。从那以后，一到这样的天气，陆婉怡就被抽空的疼痛和眩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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