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有人问她：“陆婉怡，有没有需要男人的时候？”
她诚实地说：“有。孤独寂寞的时候，曾盼望会有人相伴。即使不能相知，孤灯下，能有双注视自己的眼睛。也许因为我是女人，我的世界只有一半。但是没有男人我也能活，我相信，我有足够坚强的神经，承受起生活所强加给我的一切不幸。”
但是，现在她发现，自己迫切需要一个男人，一种依靠。许许多多的时候，她茫然无助如同等待宰割的羔羊。艰难越多，她越想逃避。她尽量地逃避。她常想，如果有个男人在身边，她就可以小鸟般地躲在他臂下。纵然他不是那么强壮有力，但就因为他是男人，他得独自去为她抵挡外面的一切。陆婉怡曾自认为不是个很传统的泰国女人，她曾声言无论在哪一方面，在与男人的对峙中，她决不放弃自己的独立性。但在美国，在这个被认为最能给人独立自主权力的国家，她却心甘情愿地想放弃自己，只想变成一棵藤蔓，去攀援大树。或许，在国内时，她熟稔那种文化，游戈其中，如鱼得水，她熟悉那种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对于所有的挫折，她已具备了一定的抵御能力。在这里。除了英文字母，一切几乎是全新的，她就象一个被断奶的婴儿，又突然地被扔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而且必须自己寻找食物。这种不适应，深深改变了她原有的人格，她从迷惑焦躁到颓废消沉，几乎完全失去了自信。如果有个男人在身边，就会好多了，她常这样想。可她也说不清楚应该有个什么样的男人。
陆婉怡认识李保保，是在刚来康奈尔的第一天。李保保去“强森”车站接她，是泰国学生联谊会安排的。当时，陆婉怡并未记住他，直到一个月联谊会的迎新晚会上，她才知道他的名字。那时她刚疯狂地跳完一支曲子。在国内时，她从不进舞场，只是无聊了，自己会在房间扭几下。可那天晚上她只想跳，拼命地跳，想在地上翻越滚爬，想痛呼乱叫。她闭着眼睛，任心中那种挤压得“咯吱咯吱”响的情绪支配着她的手脚。她和一个高高大大的男人对扭着，也知道自己肯定是一副放浪不羁的样子。音乐一结束，她已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一下子摊倒在椅子上。这时候，他端两杯饮料走过来，递一杯给陆婉怡：“你是个疯狂的女孩，对不对？”
陆婉怡笑笑，不置可否。
“本还以为你是个很文静的女孩呢。”他喝了口饮料。
“为什么？你以前又不认识我，”陆婉怡觉得从未见过他。
“什么！”他大叫，“你不认识我！是谁接你来的？”
“我实在想不起来，真的，对不起，”陆婉怡的确是记不起来，“我只记得是个小男孩，我忘了他的名字和长相。”
那天陆婉怡在车站等了好久，后来，那男孩来了。上了车，他说了他的名字，又问了陆婉怡的。可她过后便忘了。
“可我记得你，穿红体恤衫，米色短裤，白球鞋，是不是？路上和你说话，你只是点头、微笑，进了镇区，你又惊又喜地大叫了一声：‘我的妈呀！这是一个童话世界嘛！’当时我就笑了，说：‘陆婉怡，过不了两天，你就觉得这是地狱了。’记得吗？”
陆婉怡眨着眼睛，一副拼命回想的样子。最后还是摇了摇头：“我什么也不记得了，真的。也许，那时刚下飞机才一天，时差还没换过来，脑袋糊里糊涂的，象做梦。”陆婉怡可怜巴巴地说。
“好了，不记得就不记得吧，看来，我还不够吸引人，是不是？”他挥挥手，很大度地说，“我叫李保保，以后可不许忘了。”
“可我明明记得是个小男生啊，”陆婉怡很认真地说。
“你有种什么样的心理？喜欢小看男人？我身高一米八三，体重一百七，算小男生吗？”
但陆婉怡的确记得是个小小的男生。她迷惑不解。
舞会结束后，李保保送她回家。
乌鸦在窗外一声接一声地叫着。就象把钝钝的锯子，一下一下地撕拉着她的神经。她希望它们全死光。
“上帝，饶了我吧！”她翻来滚去，头发散乱地堆在枕头上，泪流满面，“我要死了。它们要杀死我了。”她咬住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陆婉怡悲哀地发现，自己是这么无助无能。“没有人来救我，没有，”她很疲倦。“谁来救我？”她试着想坐起来，但头很晕，只好再躺下去。
透过百叶窗，陆婉怡知道，太阳已升高了。奇怪，一到了这时候，乌鸦也不再叫。昨天下午，在校园的草坪上，陆婉怡看到两只乌鸦定定地站在那里，头都抬得高高的，望向西方。漆黑的羽毛，很有种神秘、凝重的味道。就因为有这种黑色，陆婉怡不明白它们怎么会有那样的声音！她觉得它们应是最沉默的。
“郎之嵩，原谅我，”她迷迷糊糊睡去，却也听见其他人都起床了。“我没有办法。”一想到郎之嵩，想到他那双诚实关注的眼睛，想到他的期望，陆婉怡就觉得好惭愧，好内疚，就觉心里沉沉的。尽管她可能从没爱过他，他的爱也不是她希望的样子，但他的确是为她好，希望她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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