扣上安全带，把报刊杂志放到面前，眼镜和安眠药放到手边。很幸运，旁边那个座位空着，这样他就可以把它用作自己的加座。
随后，老是那个样子，耐心地等，含含糊糊的耳朵听到支支吾吾的录音通告，迷迷茫茫的眼睛跟踪安全操作演示。飞机终于动起来了，开始还不可觉察，接着动得越来越快，起飞驶向西北方向，朝着那里的云层。后来，在云层之间，姆努斯肯将从窗玻璃中望出去，分辨出一片海洋，中间装点着一个他无法确定身份的海岛，随后，将是一片陆地，陆地中央，这一次是一个湖泊，他将不知道湖的名字。
他打起了瞌睡，他迷迷糊糊看着一片银幕上电影的片头字幕，他实在难以看完，空姐们的来来往往让他分心，她们或许不再是她们曾是的那样，他孤独极了。
在一个经受着二百个大气压的座舱中，人们确实感到前所未有的孤单。
这一迫不得已的孤独，他想到，也许是个好机会，让他去总结生活，去反思产生出生命的那些事物的意义。
他尝试了一会儿，他稍稍强迫自己，但面对着由此而来的不连贯的内心独白，他坚持不了太久，于是，他放弃了，他蜷缩成一团，脑袋麻木起来，他真想好好睡一觉，他向空姐要了一杯喝的，因为喝了将睡得更香，然后，他又要了一杯，好吞下安眠药片：他睡了。
在黎南外岛，下了飞机，机场的雇员们似乎不很正常地分散在一片比其他地方都更广阔的蓝天之下，然后，开沃牌客车比其他的客车更长，但是，高速公路的大小是正常的。
到了市中心后，姆努斯肯叫了一辆绿牌出租车去港口，海船区，11 号码头。
出租车最后停在港口的一块牌子前，牌子上用粉笔写着目的地：北极，两个小时后，花庭号就起航驶向了北极。
五年来，直到一月份的那个晚上，姆努斯肯离开位于巴黎南郊依西镇的小楼房为止，除了星期天，每一天他都以同样的方式度过。
七点三十分起床，十分钟上厕所，伴随无论什么印刷品，从美学论文一直到卑贱的广告单，然后为陆全全和他自己准备早餐，特别注意维他命和无机盐的科学配备。
这时候，他一边听新闻广播，一边做二十分钟的健身体操。这一切之后，他叫陆全全起床，给房屋通风。
接 下来，姆努斯肯就在卫生间刷牙，直刷得牙龈出血，却从来不照镜子看，同时开着水龙头让市政公司的十升凉水白白流走。丝毫不改程序地洗脸，从左到右，从下到上。 丝毫不改程序地刮胡子，先右脸，再左脸，先下巴，再下唇，再上唇，最后脖子。当姆努斯肯一成不变地按照这一程序操作时，他每天早上却都在问自己如何摆脱这种仪式，这一问题甚至已经深入到了仪式本身之中。
从来就没能够解决它，九点钟，他出门去他的工作室。
他所说的工作室已经不再是一个工作室了。姆努斯肯开始自称为艺术家和自认为雕塑家的时候，那还马马虎虎算得上是个工作室，自从他改行从事起别人艺术品的买卖后，现在只有画廊的后房还被他用作工作室。它位于第九区的一栋小公寓楼的底层，在一条小街上，没有任何有利因素能促使人在这里开一家画廊：贸易批发业活跃的动脉，对街区而言未免有些大众化了。
画廊的正对面是一个基建工地，工程刚刚起步：眼下正在挖着深深的地基。姆努斯肯到画廊后，给自己沏咖啡，消化两杯摩卡后，打开信件，扔掉主要部分，碰一下拖延了的文件，勇敢地与抽第一支烟的念头搏斗着，耐心地等到十点钟。他假装自己是个艺术家，或者与艺术有关的从业者，从中去寻找线索。
然后，他开画廊的门打几个电话。大约在十二点十分，他又打电话，他找人出去一起吃饭：他总能找到人。
从十五点起整整一个下午，姆努斯肯照应着画廊的日常业务直到十九点，这时，他给陆全全打电话，用一成不变的词语对她说，你要是饿了就先吃，不用等我。只要在家，她总是等着他，二十二点三十分，姆努斯肯和她上床睡觉，差不多隔一天就要吵一次嘴，然后在二十三点熄灯。整整五年期间，是的，事情都是如此发生着，直到一月三日突然起了变化。不过，也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起了变化：例如，在兰丝那狭窄的卫生间中，姆努斯肯依然如旧地从左到右，从下到上地洗脸，只是卫生间空间太小，他不得不委屈求全，当然心中不无一丝淡淡的失望。
但是他不会在她家里住很长时间，这几天里，他就要搬到工作室里来住了。这个工作室总是缺吸尘器吸那么几下，显得像一个单身汉的洞穴，一个被逼得走投无路的逃犯的躲藏处，一份被继承人紧攥在手中的空头遗赠。
五件家具提供了最低程度的舒适，还有一个小保险箱，姆努斯肯很久以来就忘记了开箱的暗码，一米宽三米长的厨房中放着一个油迹斑斑的烤炉，一个空空的冰箱，里头有两个几乎枯萎了的蔬菜，搁架上放着一些过了食用期的罐头。由于冰箱很少使用，冷冻室里结起了一座自然的冰山，当这冰山变成了大浮冰时，姆努斯肯每年都要用一把电吹风和一把切面包刀来除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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