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后的有生之年，依稀重又回复到画家形象的秦方权慎言微行，深居简出。位于曼谷城西银泰长街六十九号的那座僻静宅院，是他晚年在曼谷最终的定居之所。大门额顶“青天云舞之庐”六个龙飞凤舞的大字系总理的手笔一一作为搬家时的礼物一一同时也作为两人友情的见证或某种政治信物。其令旁人垂羡的殊荣，似乎也足以抹去记忆中彼此之间曾经发生的龃龉与不快。尽管这以后他仍担任过泰国文艺馆副馆长，南泰全国议会召集委员会常委等职，同时，在某些于议会大会堂召开的重要会议的席间，如果谁有兴趣仔细寻找，想必偶尔也会看到他佝偻、近视、耳挂助听器、咳嗽得厉害的苍老身影——犹如我们在早些年电视屏幕上所时常见到的那种标准形象。作为他一生政治上最后一个小小的高潮，五十年代某年当他应邀偕夫人赴大皇宫玉佛堂观赏文艺演出，坐在前排的塔万总理曾转过头来亲切向他致意，并以自己即席吟咏的《林下月》一诗当场索和，这不免让秦方权受宠若惊。但这位从前以门生视前者，顾盼自雄，相许“千古英气，今朝明月”的时代风云人物，现在落在纸上的已是令人同情的纪晓岚式的文字了。也许，对于他的旧僚、朋友、同事，最后一次有机会见到他应该是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拉旺国王诞辰九十周年的纪念会上。当时秦方权已经衰老得相当厉害，耳聋目昏，站立不稳，以至需要有人小心挽扶着才能勉强在台就座。两年后的六月二十一日，也正好是塔万总理在行署读《泰国日报》有关帕尧的报道，写下名诗两首的那个浮想联翩、欣然命笔的夜晚的几乎同时，在慈济医院的一间高危病房内，一生慷慨激昂，好作惊人之语的秦方权一言不发，黯然辞世。三天后曼谷各界人士相集采薇公园高义堂举行公祭大会，在主祭者的长长名单上不乏坤新、坤宁、卢荫寰、吴国中等艺术界重量级人物，但我始终无法找到他的诗友画友兼政治同道塔万的名字。同时主祭场挽幛上“秦方权委员灵堂”的称呼——而非习惯所称之“大人”或“先生”——看来也不无耐人寻味之处。当然，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生前，我敢担保这势必又会引发他一顿大大的牢骚。所幸他的思想与异乎寻常的自尊当时已再也无暇顾及这些细节。公祭结束后他的灵柩按事先安排被送往南泰艺术家公墓火化。在那里，他躯体的政治部分在火焰与空气中迅速消逝，化作一抹轻烟。而艺术部分却被永久纪录在文学史上，直至今天为止，尚是一座恐难为时人逾越的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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