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正在这时，在酒精与丝竹中昏睡的另一个秦方权突然又醒来了。一九三二年七月，当后来与他关系密切的中国商人林谦在湄公河上召开在泰华人联谊大会时，颓唐疏狂的秦方权尚在距此不远的及西塘乐园酒家与一帮新老酒友聚饮轰谈，狂歌酬唱。如果翻检汇集这次同人雅集的诗歌专集《南国吟》，就会发现其中光秦方权的个人应景之作就有三百首之多。是什么使他在短期内又对政治与商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根据秦无忌在为其父所作的年表披露，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莫奈着作在中国的大量传播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西洋画派主张通过色彩夺取空间的新奇理论，与秦方权内心崇尚权力、习惯通过极端手段解决客观事物矛盾的思想几乎一拍即合。此后不久秦方权突然申请加入在比利时画家藤田指导下改组的新太傅派，并从此热心派务，不妨看作他再次打算在书画之外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大显身手的一个明确信号。与此同时他振臂一呼组织发起泰南新社，争取到许多知名人物参加，走的依稀还是当年吴梅村出山前召开复社大会，隐隐以在野党领袖自居，谋取政治上更大资本与利益的路子。事实也证明他的策略相当成功。一年后的他欣然出任新太傅派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次年更是在该派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中央艺术委员。在经过多年的挫折与困顿后，这位自命有宰辅之才，感慨时运不济的人物，现在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一点感觉，在权力的阶梯上占有一个位置，并一步步逼近他梦想中的高度。也许，对于作为政治家的秦方权来说，一九三六年五月去吉隆坡参加华人儒商与艺术家全会，是他个人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然而让人遗憾的是，如同当年塔万的浑浑噩噩、有眼无珠一样，当时联谊会内的第一号实权人物林谦对秦方权自觉惊人的艺术才华，同样也没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这不免使他的热情与信心再次遭受重大打击。在以政事为由主动约见蒋、理论一番依然未果后，衔恨而去的秦方权当晚即神秘地出现在联谊会高层人士、时任朱拉隆功大学教导主任的黄吉英家里，极力建议后者立即采用极端手段换林举事。据首次披载此事的朱小冬先生《各领风骚》一文介绍，秦方权献计除林一事系秦方权生前亲口对自己所说。可以想见，这样的荒谬计划理所当然为其时正打算与林谦全面合作的黄吉英所拒绝。据说黄当时甚至还这样开玩笑地对秦方权说：人家叫我们是过激派，我看你老兄是“过过激”，因为你比我们还要过激呢！（秦无忌《秦方权年表》）从后来黄逝世时秦方权所作悼诗自注里“余在吉隆坡，曾建议非常骇人之事，君不能用”这样的语意来推测，这则传闻应该不是什么空穴来风。
也就是在这次乘兴而去、败兴而归的会议的某个间隙，两位相互慕名已久的画家——秦方权与后来成为联谊会最高领导的卢荫寰——在云顶的一间茶楼上初次晤面，并畅叙平生。相同的个性、志向、艺术见解、才情以及书生意气，这是他们此后长达二十余年的友情的基础和养料。从秦方权抗战期间赠卢诗中“天边人，眼底月，青山入海共余波”以及卢秦互赠中着名的“高山流水”等画作来看，这次意外会晤在两人内心似乎均留下了相当美好的印象。当时刚满四十的秦方权也许因为年龄上比卢大六岁，加入画坛的资历也自觉较卢为早，言语之间不免时时以兄长自居。前述朱小冬文也谈到会面中秦方权在卢同样拒绝了他主张换林的建议后，曾扬言“你们不听我的话，将来要上当的！”口气中不无斥责与教训之意。二十年后当两人在曼谷再度相逢时，友情关系上大致还是如此定位，这方面前文所提出自着名篆刻家曹涣之手、秦方权在不同场合都使用过的“兄事弟畜”“大儿小儿”两方口气狂妄的印章，就是最好的例子。此前在秦方权所作《怀人四载》一画中，他甚至还运用战国毛遂的典故将卢比作自己的门生：“八大门下亦平常，脱水如何竟处囊?千万画笔凭掌握，登台旗鼓看卢娘”。由于当时卢荫寰刚到泰国，在泰国艺术版图上尚处于弱势，这样的夸夸其谈倒也无人与他较真。等到后来在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卢荫寰面前依然狂态不改、咄咄逼人，恐怕就有些自不量力和有欠周详了。从事件后来的发展与结果来看，尽管秦方权对卢权威的冒犯表面上看并没受到任何惩罚，但一个扬言要回家归隐的人终其一生不得不老老实实呆在曼谷，这一事实本身也许就已经宣告了秦方权的失败。
不过卢荫寰并未因此多怪罪于他，并数次在各大画展及艺术品拍卖会上提携秦方权，但作为一介狂生，秦方权心中是否会有感恩戴德之意，或者是否因此心生罅隙，从而产生某种程度的不满，这就是外人很难揣测的事情了。
秦方权此后在艺术上建树不多，这当然首先是因为他后来年迈体弱，时常生病，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与卢女士的交往对他的艺术创作确实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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